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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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7-6-16 08:59 只看该作者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以其理論上強烈的德國色彩和立論的鋒芒大膽而給人一種非主流文化派別的印象，在當時和以後都倍受矚目和爭議。在此，筆者想大致探討一下「戰國策派」的文化特質，他們的文化追求，以期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關注這個大家還比較陌生的文化派別。  7 M( T# s0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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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曾這樣描述過他理想中的中國文化：「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1。為了早日擺脫內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戰國策派」同樣走上了內外求索的文化探尋之路。即陳銓所講的「假如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應當拋棄壞的，保全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啻無形中承認，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鏡。外來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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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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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A; U1 `+ M+ @5 g! w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現象。雷海宗更是從30年代起就運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觀照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學界第一位的形態歷史家」5。被稱為「長篇小說七大家」6的陳銓也表示，「中國近幾十年對於英美派的思想，已經普遍介紹，稍微懂得一點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無所謂思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來介紹德國思想，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驚駭反對」7。就「戰國策派」成員及與其關係密切的諸人等來講，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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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德之間的文化交流很早就開始了，這有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為證。而兩國的自主交流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之後幾乎每一時期都有一個或幾個雜誌（報紙副刊）成為德國文化的重鎮，構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關當時中德交流盛況的論述也很多，如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 c$ }$ g, y4 ]* 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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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   n; L: f/ n8 q+ A8 H% Q. Y+ i% z(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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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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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7 {$ a8 N  h5 h. u7 X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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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戰國策派」批評最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返觀「戰國策派」自身，卻常常意外地在表現僻異的「戰國策派」身上發現主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政治民族主義的目的、文化決定論的手段、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對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於我們對「戰國策派」較深層文化特質的認識和把握。而由二者的這種內在聯繫、似與不似，也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戰國策派」，感受到「戰國策派」同人的拳拳愛國之心，體會到40年代知識階層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 E- l" d8 F  s7 K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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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思五四？  ) w. W5 v, D1 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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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林同濟的〈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16、陳銓的〈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17〈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18和雷海宗發表在《周論》上的〈五四獻言〉19這幾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濟、陳銓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陳銓在小說《狂飆》20中，也借小說人物李鐵崖之口表達過自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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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與母題就是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在當日是絕對必需的，但社會上實際行為的表現卻是，「一方面總嫌是個性不夠伸張，個性不夠活躍，另一方面卻又感到決籬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謂舊的秩序已經否定，新的秩序無法誕生」。所以五四的作風必須向另一條路線轉換，要由「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生命的保障」。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裏含有民族集體的意識，「目前民族生存運動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並且應當保留個性解放的種子，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連續性和互動性的表現，但是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注意點和重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毛病並不在其談個性解放，而在於它「不能把這個解放放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來談，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來鼓勵提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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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銓則拿德國狂飆運動來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得出後者的影響和成績遠遠不及前者的結論22。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五四運動的先知沒有認清時代，以致犯了三個錯誤：把戰國時代誤認做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誤認做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智主義時代誤認做理智主義時代。 " F1 Z& |; W2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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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海宗認為「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的「新文化運動」尚未結束，「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繼承者為己任。 1 q; }* ~7 L! I6 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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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戰國策派」的諸多論著來看，「戰國策派」同人出於對世界局勢的大致體認，得出當今世界「角於力」24的結論。他們認為要想立足於強國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學，反思傳統文化，鍛造新的民族性格，從「立人」到「立國」。他們反覆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還是希望能把個人主義這塊好鋼真正用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塊刀刃上。在林同濟們看來，真正的個性解放與集體團結是不衝突的，「個人與集體之兩宗，質雖異而用則合」25。所以「戰國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個個強大的個人支撐起一個強大的國家，重心落在國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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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似與不似  6 G9 d/ P/ E  G% A$ M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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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最大的歧異，應該是一方強調集體主義和國命整合，一方強調個人主義。但是，二者的民族主義的內在前提和基本歸宿已使得他們的差別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大，艱難的時勢迫使他們做出了共同的選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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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興盛與滅亡實際上正是幾代啟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動力和歸宿，無論他們提出甚麼樣的思想命題，無論這個命題在邏輯上與這個原動力如何衝突，民族思想都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力量。 6 I* y( z, J+ U) z% H; p&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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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言：「由五四反傳統主義者的主觀觀點來看，他們的確是把個人主義的諸價值當作『價值』。但是他們立刻將此『價值』變作反傳統思想的依據，且認為這些『價值』是與民族主義並行不悖的。正如許多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一樣，五四反傳統主義者以為個人主義的諸價值對於促進民族主義目標的實現，能發生有效的功能」27。  3 B: S- O' m4 L( ?) 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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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二者用來達到民族主義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樣的，這就是他們都相信文化決定論，都希望通過再造文化以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都贊同法國孔德（Auguste Comte）的觀點「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變了，風俗改了不行」28。《戰國策》也在其編者注中稱，「重新估量我們的文化傳統，是抗戰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須工作」29。他們認為，站在民族生命長久發揚的崗位看去，抗戰的最高意義必須是整個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學」等各種「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如吳虞、陳獨秀等人對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的關係的分析），如果說他們是在文化傳統的積澱中去尋找現實積弱積弊的因由的話，「戰國策派」也同樣如此。「戰國策派」認為，「中國文化，的確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無國族，享樂主義，遁世主義，守舊主義，貪污的傳統，重文輕武的風氣，懶惰，敷衍，不緊張，不認真的態度，沒有團結精神，對公益事業不熱心，這樣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處在這樣一個新時代，中華民族不改變這種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設一個良好的政治，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30、「我們主張對中國文化的反省，並不是喜歡多事，乃是在戰的現實，戰的必需與迫求下，企圖一個自動的變更」31，「不但是對中國文化過去的歷程求個認識，並且還可以於過去的認識中想法來控制我們文化的動力以企圖一個新未來的創造」32、「抗戰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來測驗我們民族的元氣，來量斷我們民族的活力或競爭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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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要客觀冷靜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說，他們是拿出做學問的工夫來分析研究傳統中國文化，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本來就是他的一部學術專著。而「新文化運動」主將更多是從倫理的角度來批判傳統文化的，它與個人經驗聯繫密切，如胡適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34。無疑，「五四新文化運動」因開拓工作的艱巨性而傾向於前一方面，「戰國策」則相對偏重於後一方面，但兩者都意圖「培養出一個健康地民族，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有光有熱的文化」35。 , @9 @2 M% i+ g- I  B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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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認為，傳統禮教在權威制度方面的束縛性已因時代的大變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紹、一切事業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漸減削其勢，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從舊禮教的破瓦頹垣裏，去尋找出不可毀壞的永恒的基石，在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會的行為的規範和準則」36。在中國談改造運動需要「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37，「有勇氣將民族弱點加以修正，方能說到建國」38。所以才有了「戰國策派」的〈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39、〈五倫觀念的新檢討〉40、〈中西人風格之一比較〉41、〈力人──一個人格型的討論〉42、〈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類型〉43、〈士的蛻變──由技術到宦術〉44、〈官僚傳統──皇權之花〉45、〈中飽──官僚傳統的一面〉46、〈無兵的文化〉47、〈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48、〈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關注。在這些充滿思想和銳氣的文字裏，我們常會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子。如陳獨秀〈除三害〉51、一湖〈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52是可以與「戰國策派」諸文章互相參照著讀的，關注則一，然深淺立現。其他如〈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中分析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與其說是由於儒學，不如說是由於道家」53，也極類魯迅「中國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說。 ( n- g9 z' F0 d* C4 ?' r0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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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不同還在於，「戰國策派」有較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他們從德國文化中學來的「文化形態史觀」。他們由「文化形態史觀」，得出「戰國時代重演」的結論，所以要求恢復國民在戰國時代的血性和氣質，要去歷史中尋找當日的「貴士傳統」怎樣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敗外敵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千差萬別甚至許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學說構成的，在政治、倫理、哲學和文學等方面呈現了一種「無序」而矛盾的特徵55。「戰國策派」成員之間的些微歧異與「新文化運動」內部的眾聲喧嘩比起來，簡直都算不了甚麼。幾十年後的「戰國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語言表達了幾代人的夢想：國家民族的獨立富強和文化的再造繁榮。當然，時局的危急使得他們的呼聲顯得急迫地多。　　實際上，「戰國策派」始終都有「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某些影子。以「戰國策派」臧否「新文化運動」最厲害的一點──「新文化運動」盲目宣揚和平主義貽誤了備戰──為例，「新文化運動」在較早些時候，尤其是在一戰剛結束時，輿論界確實是一片「去兵」之聲，陳獨秀甚至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稱，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我們發行這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56。可是不久發生的山東問題就迫使陳獨秀改變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種就是「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他解釋說57：  5 b6 u: u/ T5 y0 m% s1 ~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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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我們不可不承認托爾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義，是辱沒人格民族自滅的謬說。我們不可不承認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諸人的強力唯我主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個人一民族若沒有自衛的強力，單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這是何等卑弱無恥不能自立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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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戰國策派」的理論中類似的說法就更多了，這也說明時勢是怎樣迫使我們的知識份子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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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思的反思

　　記得《獨立評論》上有討論黨化教育的文章，引用羅素《教育論》中的一段話：「近代日本，是以國家的強大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贊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方法的不錯。但是只有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文章認為，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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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代似乎就是這樣的危急存亡情形，「戰國策派」提倡的雖然不是黨化教育，但也類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但「戰國策派」是不是應該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論時特別指出這種提倡只是權宜之計，同時也時時警惕將會由此帶來人們思想上的偏執和狹隘呢？羅素的話也許給我們觀照「戰國策派」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借鑒。  - e: w: v;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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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派」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派別，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中國現實碰撞的產物。它不僅自有淵源，而且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一脈相承了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識份子不變的濟世情懷。它的出現，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議，無不彰顯著它的存在和它存在過的那個特殊時代；它是由學者發起的，處處凸顯了作為學者在當時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麼說，對於他們生活的時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努力過了，雖然這種努力還是一種不大被認可的努力。 - M8 Z) ?+ t$ ^: E. m% W  q9 Y!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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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魯迅：〈文化偏至論〉，見《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49。

2 陳銓：〈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 年9月7日。  0 c5 _, }- b/ u. Z  Q. b& S

3 范長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戰國策派」之思想〉，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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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同濟：〈我看尼采──《從叔本華到尼采》序言〉，《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233。  , p5 N. _* b  @* D+ L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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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編輯按語〉，《戰國》第二期，1941年12月10日。  ; ]# {. F6 A- l5 j

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台灣:台灣昭明出版社，1980），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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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銓：〈德國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戰國策》第六期，1940年6月25日。  / P$ n- g5 a5 ~2 G7 F% O; O* q% S: h0 c' {, R

8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陳謙平等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 . r+ ]6 r1 l1 z7 \+ B- Q2 J

9 陳意新：〈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年10月號。

10 丁建弘、李霞：〈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見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265-75。    Q' i5 A8 a+ M4 ]! ?$ a, Y

11 劉殿君：〈30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見《人文雜誌》1998年第一期。  * w* A: P( n4 N3 F* f. w,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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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

13 陳西瀅：《西瀅閑話》（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E' s6 y3 h( G8 t9 S/ ~$ x1 u

14 張輝：〈德國美學的東漸及其媒介研究〉，見《北大中文研究》（創刊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69。

15 陳銓：〈法與力〉，《戰國》第26期，1942年5月27日。 ( s) {, D# ~+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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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同濟：〈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戰國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8 g0 }! A1 T: L$ D

17 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9 X% M9 x  N9 U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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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銓：〈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 W. g. S7 \" L& v/ W,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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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雷海宗：〈五四獻言〉，《周論》第一卷第十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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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銓：《狂飆》（上海：正中書局，1942）。  : d4 c% U& H3 Z

21 林同濟：〈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戰國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22 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23 雷海宗：〈五四獻言〉，《周論》第一卷第十七號。 - D9 G8 X/ Z4 r  m9 R( h- c( D7 X

24 林同濟：〈力〉，《戰國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 l; k$ f" {" @5 ~. _1 ?6 g

25 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168。

26 汪暉：〈預言與危機〉，《文學評論》1989年第四期，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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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劉桂生、張步洲編：《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論著擷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頁81。

28 〈通信〉，《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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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林同濟：〈編者住〉，《戰國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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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陳銓：〈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 V3 s5 U# g' x# q" F' m: J  q

31 注25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

32 林同濟：〈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戰國》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 O; G5 e, l7 Q#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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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潘光旦：〈抗戰的民族意義〉，《今日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8 ^% l" Y! c1 ]) A- q' K7 f

34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5 l8 A$ h9 t3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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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林同濟：〈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戰國》第19期，1942年4月8日。  , l3 z$ r9 a$ e. g6 T2 w3 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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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 c" o+ c3 l8 F6 {" s, u9 r

37 沈從文：〈讀《英雄崇拜》〉，《戰國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8 [' z  A" w# M2 K

38 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戰國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9 雷海宗：〈君子與偽君子──一個史的觀察〉，《今日評論》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 ~, i0 J) Z( R6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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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41 林同濟：〈中西人風格的比較〉，《戰國策》第五期，1940年6月1日。 # u2 w4 S8 |; D( j' T: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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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陶雲逵：〈力人──一個人格型的討論〉，《戰國策》第十三期，1940年10月1日。 " ^0 W3 B! [1 P" v7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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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林同濟：〈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類型〉，《戰國》第十七期，1942年3月25日。  : F) _+ o' |0 _$ ^

44 林同濟：〈士的蛻變──由技術到宦術〉，《戰國》第四期，1941年12月24日。  : t: r+ C9 L% M" o3 G, }1 U, ]/ f4 F

45 林同濟：〈官僚傳統──皇權之花〉，注25《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頁76。

46 林同濟：〈中飽──官僚傳統的一面〉，《戰國策》第十二期，1940年9月15日。 # {& L: k* d0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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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雷海宗：〈無兵的文化〉，注25《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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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林同濟：〈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戰國》第十九期，194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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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岱西：〈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戰國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4 b( I& B" k- H) o' p/ X2 B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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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陳銓：〈文化的改建──人生觀的改建》，《民族文學》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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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陳獨秀：〈除三害〉，《每周評論》第五號。 : @1 D! D2 {  ~+ x  y6 N
; w+ R1 U" s9 N* v7 x, R
52 一湖：〈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每周評論》第二十號。    X/ [  e8 q4 {

53 岱西：〈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戰國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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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353。  $ O) S# L) u7 Z

55 汪暉：〈預言與危機〉，1989年《文學評論》第三期，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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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每周評論》第一號，1918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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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陳獨秀：〈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二十三號，1919年5月26日。 3 K9 F& _: Q. d* ]4 ?1 U

58 叔永：〈再論黨化教育〉，《獨立評論》第八號；叔永：〈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獨立評論》第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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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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