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的信仰基础（2）
在摧毁了民众心里最后一道道义防线后，洪秀全在冯云山等智谋团的策划下又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在民众坍塌的心灵废墟之上重新构筑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上帝。让人们相信中国传统的释迦牟尼（千年汉化）与孔子（原汁原味）与西方的神圣上帝相比是多么的“欠缺神性”，否则为什么在胸前画着十字的洋人能够轻松击败满口之乎者也与阿弥陀佛的中国人呢？与此同时历史机缘再此降临，“拜上帝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清廷地方大员的注意，然而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这些邪教不足以成气候，更不能与白莲教相提并论。地方官员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清廷统治者对“拜上帝会”的态度，更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们的命运与前途。+ e0 S$ w- n0 n( M3 e
咸丰元年，感到时机成熟的洪秀全毅然扯起“太平天国”的大旗，自号“天王”，加封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五人为东、南、西、北、翼五王。在广西金田起兵十万，开始明目张胆的与清廷分庭抗礼。清军腐朽早就不堪大战，三年不到，太平天国的大军横扫半壁江山，咸丰三年洪秀全已端坐在南京天王府里接受百官朝贺了。8 }, E0 `. G- |3 K0 x# q0 s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取得辉煌的战果，除了军事实力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或缺，那就是“拜上帝会”的教义内核。自古人心所向乃兵家吉兆，十数万天国将士与男女老幼（盲目的跟从者）都对教义中的美好“天国”心向往之。然而就在民心可用之际，刚刚打下了南京的洪秀全却停止了继续向北的征伐（李开芳与林凤祥的北伐不计算在内，且如此小规模的孤军深入招致失败是必然），转而开始在天京（南京改称）这个“小天堂”里享受起来。仅此一件，足可知道洪秀全是个什么货色。就是这短暂的休兵，让清廷得以喘息，后来致太平天国于死地的湘军就是在这时组建完毕的。5 g4 h9 f. H( J1 B6 k, @7 k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曾说长毛占南京后没有全力挥师北上是其战略上的最大失误。但身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更曾经指出太平天国的失败除了自翦羽翼（天京变乱）、内部混乱（后期各自为战）等原因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洪秀全忽略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基础。( k0 \2 K Q/ h3 [. C' k9 g% L, ]
前面所述，此时中国民众的信仰基础仍旧是二百多年来甚至是几千年以来的形成的佛与儒，这绝非洪秀全的“上帝”在短时间内所能够彻底颠覆的。但洪秀全却没有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而他在太平天国内部推行的宗教强制制度，则埋下了抵触的种子，这种抵触最终酿成了天国内部的局部反抗与众叛亲离。在丧失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虔诚之后，“上帝”成为了一个更为虚假的存在。到后期，天国内部有不少人已经对上帝彻底的灰心乃至放弃。试举一例：“拜上帝”中关于“男女分馆而居”的规定，令无数夫妻生离死别。而当这些被强行分开的夫妻看到天王府内洪秀全夜夜春宵时，又岂能让人心服口服？而洪秀全大砸孔子牌位的野蛮行径，则更令天下读书人寒心。同时，那个时代正是西方列强屡屡侵略中国之时，中国民众的普遍心理是“仇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洪秀全粗暴的强硬的将洋教引入并企图彻底颠覆中国传统信仰，以达到控制人心的目的，这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或可得逞一时，但却无法成为真正的主流。更严重的是，从一开始他本人就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所谓的“上帝”不过是他愚弄教民的幌子，因此既做不到严于律已又做不到宽以待人。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政权没有坚实的切合实际的理论基石，失败当然是必然结局。
9 A3 u9 w1 K3 J4 b( J% I- ?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外来的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甚或伊斯兰教也好，都不能也无法取代传承千年的佛教在当时民众心里的认可程度。当外来的宗教体系无力维系人们的希望时，就自然而然的回归传统。当时的中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是极度渴望有“真佛”降临拯救他们于水火，而统治者们也抓住这种心理往自己脸上贴金。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就让人尊称她为“老佛爷”，她也时常在皇宫之内或颐和园内装扮成南海观世音菩萨自娱自乐。然而她非但不能救苦救难，反而正是因为她的愚昧与专横给中国以及中国民众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一个自称是“佛”的人，却做下“魔”才能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s( j5 c! l: h5 K E
辛亥革命的爆发猛烈的撞击着已经完全腐朽且失去公信力清政府，这次革命带来的冲击绝非仅仅是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终结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它更大的冲击是摧垮并重建了中国民众的信仰。然而清朝虽亡，其朝廷还在，烧香拜佛依旧是民间的常事。之后的五四运动真正的将西方世界的种种先进思想、思潮引入中国，才对中国传统思想、信仰构成冲击。仿佛一夜之间佛教就成为了迷信、愚昧、守旧的象征，西学东渐的风气愈演愈烈，当年的平常事也变得神秘兮兮起来。至民国中期，佛教的鼎盛期已经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却正是七十年前洪秀全大肆鼓吹的基督。然而鼎盛期虽过，但佛教实际上早已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深植在整体民族性中。时至今日它对于国家的治理已基本上没有用处，但它却依然有其存在必然性。毕竟佛教的教义能够让人们进行自我的心境修养，而当优秀的个体逐渐增加时，对于整体而言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梁启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著述呼吁以佛法教义拯救国家。任公之举或许有些过于天真了，但谁又能否认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映衬出一些深刻而又含蓄的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