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致性

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的关系时，往往比较关注作为近代思想产物的奥林匹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性方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与近代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同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在内层结构上必有相通性和一致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进入中国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中国大众文化及主流思想所高度认同并很快兼容，从而不仅在奥运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申办奥运会举办权过程中获得举国支持。
5 Y/ r1 b: V2 {- Z/ h( f       奥林匹克主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核心。它是伟大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为现代竞技运动所确定最高原则和价值体系，其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和平社会的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方式。可以说，没有奥林匹克主义及其所规定的目标、原则和基本价值，奥林匹克运动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其灵魂和根基。
6 I( ^' r, s* f$ Q) H. ^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如此辉煌地延伸，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所创立并不断完善的古老文明价值体系和文化思想体系。当我们今天将这一文明价值与思想体系与奥林匹克主义相比较的时候，竟惊异地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或许，这正证明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伟大的文明之间在价值的基本取向方面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
4 \* ?$ x  `5 c1 B9 Q& j) e" C# @一、身心平衡一致的人生哲学' P/ q# R+ D& Z# V3 j; l9 I
1881年，希腊古奥运会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古奥林匹克的光芒突然从一千多年的废墟下喷射而出，照亮了整个世界。古希腊艺术品所展现出来的生机勃勃，体魄强健而又富有教养的运动者形象，使一颗18岁的高贵心灵为之深深战栗。顾拜旦，这位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伟人的法国青年男爵，从爱琴海深处传来的潮响中倾听到了雅典人神圣的声音。站在塞纳河畔，奥林匹克复兴之火在他心中燃烧。而对那些摄人魂魄的运动者雕像，他陷入了苦苦的思索：8 u7 i+ n3 n4 w8 Q
除了竞技以外，奥林匹克还是什么？
; ?5 C+ Y! ~: c& }* v  T27年后，也就是1908年第4届伦敦奥运会期间，顾拜旦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复兴奥运会》一文。他在回答“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有什么不同”时强调：与后者相比，“奥运会还有‘别的东西’。正是这‘别的东西’使其自有特点，而这种特点是在其它种种体育竞赛中找不到的”。
0 v# ]  j  u- ^2 S" v3 Z% d 顾拜旦这里所称的有异于世界锦标赛的“别的东西”显然并不是指竞技本身。他在文章中提出：“古奥运会最光辉之处在于它的两条原则：美与尊严。”在其晚年所作《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一文中，他更将宗教精神、精英至上、骑士精神、神圣休战及美的创造等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要素。显然，这就是顾拜旦心目中的答案：奥林匹克不是一般的竞技。它是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一种新的全人类共有的现代社会运动。复兴奥林匹克不是举行一般意义上的运动会。它必将赋予体育与竞技以某种更伟大、深刻、崇高的意义与价值。$ F  o6 |8 u: G, m1 ~& ]
顾拜旦深信，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竞技，就是因为它拥有奥林匹克主义。而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奥林匹克的圣火下，参加体育竞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与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竞技使人的精神、道德、思想及意志品质得到全面的提高，成为他所说的兼具宗教精神、精英素质及骑士风度的杰出人物和一代新人，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9 C( a5 m# m) r/ I" f/ J
其实，体育竞技是单纯的身体活动，还是身心的协调发展，这一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便成为了影响奥运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斯巴达与雅典在体育理念和实践上正是以此为分水岭。尽管斯巴达人夺取了古奥运会最多的冠军，但是雅典人所建立的身心一致的体育哲学和教育思想，却成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解放的源泉。顾拜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从古奥运会遗产中得出了体育竞技是身心二元文化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世俗所认为的它只是“身”的一元文化的观念，从而确立了新的体育竞技价值观。% o2 h5 \/ M3 V$ t! w
正是在古奥林匹克的圣火照耀下，顾拜旦确定了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体育与竞技的目标不是要造出健壮的“人形动物”，而是要培养和造就古希腊人那样身心协调发展的、完整而健康的现代人格。正是基于顾拜旦这一思想，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将奥林匹克主义阐述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1 j4 |9 C9 z* ?- t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较之希腊人，东方的中国人似乎较少有身心分离的焦虑和恐惧。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身心不二是基本的人生哲学和生命理念。这一点早就为黑格尔所注意。他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意识形态，“支配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在东方世界中所发现的所谓精神与自然的统一。”（《哲学史讲演录》）6 M$ v) m  y) `; Z  ~: K, J
老子道家主张以“道”与“一”来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外在性的人天关系与内在性的形神关系。前者旨在从本体论角度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同源性与同构性，进而推导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法”的关系，即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者则从生命观角度来阐明形体与精神之间的统一性：“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太史公《六家指要》）. V8 b2 o! W+ m2 n& X
道家还认为，形神关系是阴阳对立统一法则在生命观上的体现。精神与形体之间的互动性表现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之上。在阴阳的互动中求得和谐与平衡，使精神与形体协调发展，这就是“形神合一”。庄子据此提出了“神将守形，形乃长生”的重要思想，从而建立了中国古典体育思想中以“形神合一”为特色的身心协调发展观。
7 D2 x8 V$ M  s. s' I) r% u道家的这一观念对中国古典体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养生、武术、围棋等，都渗透着“形神合一”的生命理念和古典体育观。就是蹴鞠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也同样注重礼仪道德一类精神因素。可以说，虽然古代希腊与中国在体育形式上有较大差异，但就通过体育手段来培养和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完善这一目标上，则是基本相同的。
, v9 \7 e7 k! S  J/ D与顾拜旦差不多同时的罗素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文明可以从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但是，中国文明中却没有西方文明中的其他两个因素：即犹太教和科学。（《中国人的性格》）如果我们同意罗素这一看法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通过体育的手段和途径来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发展，恰恰是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共同点。罗素还指出，西方文明来源于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及其伦理和现代工业主义。实际上，如果这一说法基本上可以概括顾拜旦本人创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基础，那么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发展的思想显然与基督教文明甚至近代科学无关。毫无疑问，这一思想正是古希腊文化的遗产，是顾拜旦从古奥林匹克那里盗取的“天火”。
2 f$ e) S9 G! t/ z3 }4 w体育的目的在于追求人类身心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致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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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I0 [- S: H8 U  X% ^二、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
  n$ S9 w+ {4 I& @4 ?作为法国人，顾拜旦为什么不去追随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德式体操，而要一意孤行地宣扬推行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不屑的英式户外竞技？为什么他不去搞当时已开始流行的各类锦标赛，而要另起炉灶，呕心沥血地去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9 `) {, G1 s$ {: X$ Y: d其原因就在于顾拜旦认为，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竞技运动较之德式体操和各类锦标赛更能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
7 l; o( N' T9 b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这种理念来自顾拜旦本人对古希腊奥运会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体育与竞技不应是肌肉和力量的无意义眩耀和展示，也不应是单纯对比赛胜负结果追求，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培养和教育手段，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顾拜旦提出“运动即生活的美”，认为“美与尊严在我们今天进行的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曾满情激情地问道：“我们难道不应该完全确认艺术与体育运动的结合——即肌肉力量与创造性的想象力，是人类生活两极的完美结合吗？”（1908年《我为什么要复兴奥运会》）
3 |  b* s! v7 M/ Z/ N1 c7 T肌肉、力量、还有纪录和金牌当然是奥运会追求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在体育与竞技中获得美的享受和人格的尊严，建立公平竞争的意识与集体意识，从而培养出时代所需要的完整人格与品质。在顾拜旦看来，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与德式体操以及各类锦标赛的最大区别。为此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理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强的体育文化概念。它一方面基于骑士精神，即你们醒目地称之为的‘公正竞赛’；另一方面基于美学思想，即对美与崇高的狂热追求。”（1908年《参加比取胜更重要》）) B! R. r- w7 V6 H$ z
     对于中国人来说，顾拜旦这一观念不难接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泛教育思想本身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中国最早的体育就是一种教育文化。孔子不仅早就提出过“智者乐，仁者寿”的命题，而且象“六艺”中的射和御，风行一时的射礼和投壶，甚至象打猎这样在古代世界王宫贵族中普遍流行的运动以及蹴鞠、马球这样典型的竞技，也被赋予了儒家教育的意义。例如，宋朝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圆社”的章程中就明确指出，蹴鞠（足球）是一种礼义教化活动，参加这项运动的人都必须遵从严格的礼仪，具有仁义的精神和态度。
* k$ o; ?! V" i3 y0 l1 Y因此在体育与文化和教育结合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体育思想与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教育理想可谓不谋而合。中国文化从来就比较蔑视那种暴虎凭河式的无谓力量显示，认为这是无文化无教养的表现。哪怕是在射箭、投壶、蹴鞠、马球、捶丸这类活动中，中国古人也力图保持优雅的风度和揖让的礼仪。这固然一方面表现出中国文士教育的结果和“重文轻武”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重视文化教育、力图将体育活动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的传统。
, D5 V0 \$ t3 _8 k1 c/ U0 e       诚然，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工业文明时代的理想人格与道德模式与中国古代的儒家人格有本质上的差别。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在公平竞争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与中国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中庸”、“不争”更是旨趣迥异。但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均强调赋予体育与竞技以文化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因而两者之间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对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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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积极而完整的生活方式( j& M8 C- o! i# B9 [- n" V
       1883年，年仅20岁的顾拜旦来到了英国。他是作为一个学生体育组织的负责人来进行访问的。这次访问不仅对顾拜旦一生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现代奥林匹克复兴事业而言，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e' R  [/ Y( U( y) p4 y6 V
在这次访问中，教育改革家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通过开展竞技来培养青年的成功尝试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顾拜旦。当他看见奔逐在竞技场上那些生机勃勃、勇于进取、体魄健壮而又服从规则的英国青年时，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英国人是在竞技场上打败拿破仑的。   
" w* P  o/ T# I; p+ K8 ~/ h     在拉格比公学的运动场边，顾拜旦深切体会到了英国户外竞技与欧洲大陆推崇的体操之间的根本差别：前者较之后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培养和塑造人的奋斗精神与公平竞争意识。而这正是新兴的工业文明和市场开拓时代所需要的人格与素质。
' J1 B& C/ v  K: z9 A在复兴奥林匹克的过程中，顾拜旦进一步发展了竞争与奋斗的观点，将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精神原则之一。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按照竞争的法则运动，历来如此，而且永远如此”。（《我为什么要复兴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就是杰出人物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成为人类精英的代表，并影响和鼓励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在他对奥林匹克主义的阐释中，除了宗教精神以外，“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杰出人物、精英至上。当然，精英是在绝对平等的条件下产生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的优势，他们的力量以及他们参加训练的坚强意志决定了他们出众的地位”。（1908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为了体现这一精神，顾拜旦亲自确定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顾拜旦的继承者们在1980年修定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将类似的精英标准视为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 m3 V8 X' \+ F( A! Y" [, A: [) Y
一些学者在东西文化比较中认为，中国人比较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如果从广义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特征相比而言，这是事实。但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文化决不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在这方面，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一伟大民族及其文化何以能够如此灿烂辉煌地延续几千年。" o+ ]1 z& x. I
       实际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具有伟大的进取心和奋斗传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这一著名格言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尽管中国没有产生奥运会，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却是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以前世界上最完善、也是最富有公平性质的竞争体系。这一点，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公认，并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 e* V7 G/ U8 j. ~) w5 a0 a" J0 W1 O就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而言，虽然射礼、投壶、围棋、蹴鞠、马球、武术、捶丸、龙舟等活动没有发展成为奥运会那样的全民性竞赛制度和竞技文化体系，但就竞技的性质和规则的完善而言，却是毫不逊色的。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射礼、投壶、围棋等活动中更讲究一种儒家式的谦让美德，但我们仍可在蹴鞠、马球、龙舟这样的活动中看到惊心动魄的竞赛。例如，在唐代的马球比赛中，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的事件可谓史不绝缕，其对抗性与激烈程度较之古希腊罗马最危险的马车比赛有过之而无不及。
% n5 l" _# e  y       事实表明，与希腊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竞争意识，更不缺乏奋斗精神。它所缺乏的，也许只是一种鼓励和推动竞争的制度和对公平竞争原则的保障机制。中国古代的竞技运动之所以难以像古奥运会那样成为全民的运动并长期延续，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一种推动全社会参与的制度背景，就像古希腊的法权政治对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包括参加体育竞技及奥运会的权力）提供保障那样。因而，中国古代竞技虽然多姿多彩，源远流长，但却只能局限在某一特定的相对狭仄的阶层和较短的历史时期内。0 O9 H) u  t1 s  T% J4 x
       但无论如何，在提倡“以奋斗中所体验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奥林匹克主义是完全认同的。而当中国一旦建立与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先进制度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奋斗精神与竞争意识立即绽放出旬烂的竞技之花。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人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就是证明。- B" J7 q. p6 w3 Z. n
       (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教授    郝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