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请示”的法治意义

最近一个广受舆论关注的话题是，自今年七月起，全国各高级法院对所有死刑二审案件都进行开庭审理。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为提高办案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程序保障。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变化，却没有引起广泛关注，那就是：最高法院明确要求各高级法院在死刑案件二审中，应依法独立公正地审理，除法律适用问题外，一律不得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无论事实问题、证据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都不得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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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不得请示”！虽然最高法院这次要求的是死刑二审“不得请示”，然而我认为，这是对法院审理过程中的请示与指示现象明确地亮出了“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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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案件审理，人命关天，当然应该慎之又慎，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先请示获得了一个指示后再作判决，诚如最高法院院长所说的，“先请示了，虽然与最高法院取得了意见一致，却使被告人失去了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很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错误”。然而，即便是一般的案件审理和一审审理，我觉得也应该“不得请示”，在这方面，我们理应有“得寸进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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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设想一个情景：某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不服，那就上诉。然而他不知道，一审的这个判决，其实就是二审的意见。他当然更不知道法院系统还有一套请示与指示的“规则”，他的那个案子，判决前早已请示了二审法院。所以，某当事人的上诉，将必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就如一名司法工作者所说的，你这个案子还在一审的时候，也许其二审已经完成了。/ l5 O) p. V/ g4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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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法院系统存在请示与指示现象，是审判行政化的典型表现，积弊已久。许多一审法院自甘下级，而二审法院也以上级自居，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在请示与指示后，变成了上下级之间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这样一套行政化的操作程序，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本来，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必须独立审判，如果一审法院根据请示后所得的指示判决，实际上也就破坏了作为具有司法救济功能的“二审制”，如果二审法院这一没有根据当庭质证所作的指示精神是错误的，那么，当事人将永远蒙冤，永无“平反昭雪”之日。这显然违反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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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德沃金也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两句话，一个意思，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它们惟一要服从的是法律，而法官，更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他不听从任何人的指示，不屈服任何人的威权，他只对证据负责，对法律负责。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独立判案，也才能真正落实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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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在说，司法公正，既可以显示法律的威严，又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法官在开庭前已经请示在先，即已经有了判决结果，那么，所谓的当庭质证，还不是“演戏”？即使这样的指示精神是正确的，也已经丢失了程序正义。+ A: A8 y  E; r9 t7 m2 B: W

& d7 c* }0 ]9 s9 ~! v8 P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得请示”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所努力摈弃的就是非法律的操作程序，即缺失正义的程序，所努力维护的，也就是法律的尊严，以及司法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