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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7-8-20 10:04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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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制度，恢复三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四千余万人的命运拐点——这就是高考。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本书以高考制度沿革为经，以高考学子的命运沉浮为纬，全面、生动地再现了恢复高考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A"Cg:O9t*~
　　本书按照高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层次，将30年分为四部分：解冻、嬗变、转轨、惶惑。在每一部分前，有一个对本部分内容言简意赅的概括总结，意在向读者介绍在高考恢复三十年的链条中本部分相对独立而又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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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赵学勤kZ4d,Nk@K\

曾经有一种制度，恢复三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四千余万人的命运拐点——这就是高考。(O\"f6^.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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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size=5]序言及目录  [/size][/b][/color][/align]H/B)Kj.^*c#gqwd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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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种制度，恢复三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四千余万人的命运拐点——这就是高考。

[b]目录(1)
目录(2) va5\Ee
序言(1) 6w&L!e%Q4c3o
序言(2) 3te+a ^n%BH?2|0`.M~aQ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1) -zBE6PwE\"E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2) Tl5_i'k|a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3)
书评：高考恢复三十年，有本书不能不 [/b]
(o@su7a a,~n'}
　[align=center][color=Red][size=5][b]第一章解冻  7o$D,e6n!?
[/b][/size][/color][/align]
　　1977年年末，废止十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冬天进行高考，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唯一的一次。
^ap"h-Ko)E
[b]恢复高考 H0q,EDY[F.Fv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1)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2)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3)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4) +`ghhp\6ljT
年度人物：邓小平
年度话语：恢复高考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1)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2)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3)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4) ZOO4UK-S;\
年度人物：宁铂 B"T{?tp8nW$NQv
年度话语：统一命题 ul'mfXD
史料链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1977年
史料链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1977年 #May*_Dy
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1)
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2) w~ dD5F7]
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3) 3W/I.A/su1z
年度人物：黄帅(1) fyhNXV~"l)H
年度人物：黄帅(2)
年度话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 V%r!Kevy+l
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
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
年度人物：俞敏洪
年度话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弊案档案(1977-1980)(1) #d-F_T[!~
弊案档案(1977-1980)(2) [/b]/_Vz&p/Bi

[align=center][color=red][size=4][size=5][b]　第二章嬗变  [/b][/size][/size][/color][/align]

　　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体质下降、学生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高考改革虽然一直试图突破，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停留在体制内的变化，主要是考试内容和陆续形式的调整，“大一统”的考试格局并未打破。
[b]Ixg(G"p6| t
高考改革难尽人意 4Jh%?~3wol0we
1981年：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 'J3_E;GA'F| F
1981年：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 Q1q }X;m)d;CSx
1981年：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
年度人物：叶圣陶(1) 7E@3\ ROe`
年度人物：叶圣陶(2)
年度话语：高考预选 7`rj Nx~K:U
1982年：“高考改革”的呼声浮出水面
1982年：“高考改革”的呼声浮出水面
1982年：“高考改革”的呼声浮出水面 A^ZX;~uJ3?%Q ]-}1v
年度人物：傅彪
年度话语：“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1) ){2`R\ukEW b6_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2)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3) 6HNR$?Se-u4c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4) p6G3e\c)V
年度人物：徐利刚
年度话语：高考加分 IzO S4K
1984年: 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 }tY^%p:Ql
1984年: 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 7we7H p+Eu wO
1984年: 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
1984年: 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 8cS ^'K6N
年度人物：刘来民
年度话语：保送生 .I2X FDJ-b"m e0EZ{
1985年:高考改革“摸着石头过河”(1)
1985年:高考改革“摸着石头过河”(2) `O&}|9ad,rf
1985年:高考改革“摸着石头过河”(3)
年度人物：陈磊(1) 2K _eE!jDn
年度人物：陈磊(2)
年度话语：高考标准化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3@ D^ ^h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V Tv,NZ2Y(|
年度人物：王桂凡 c"s&l%A0S
年度话语：“联教承包责任制” S1?@h6S/_)Z{Lm
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
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 9IPT~a9^
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
年度人物：丁祖诒 7\9OeQ;Y+tj
年度话语：上海高考“3+1” *x%^{6~3H%In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 8RW8TNsZ#]E"]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 I-jC}Nsmxl
年度人物：黄全愈 h0I?;n`U(FZ
年度话语：高考招飞 ~{7D4e9d#Z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1)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2)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3) }v.c8l2Y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4) .e)iC/MeL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5)
年度人物：汤永贵 "j H,N0f#p"uy i
年度话语：标准分 mj/b5jQ%sFm/B!n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1)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2) @z"Ms-[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3)
年度人物：肖欲晓
年度话语：高考“4×4”
1991年：高考，命运因你而改变(1)
1991年：高考，命运因你而改变(2)
1991年：高考，命运因你而改变(3)
年度人物：杨静 -G4^oz @zbBc
年度话语：劳模班 XXz x(`D#kP(?(Gw
弊案档案(1981-1991)(1)
弊案档案(1981-1991)(2) i!N2c)~WaETy#@
弊案档案(1981-1991)(3)[/b]

yang 2007-8-20 10:07

[align=center][color=Red][b]序言[/b][/color][/align]$D5@xa"J7FW{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所谓郡县制的制度中，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员，拿工资办事，办不好事则被炒，当然也可能因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仅仅在这后一点上，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不像老板和雇员。所以，虽然清末以来，人们一直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数的时间其实明白，这个天下的实际主人，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汉代皇帝就明确说，他是与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后来又说，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开说，天下就是他们爱新觉罗一家的。从治理角度，国家和乱治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既然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人，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所以，选拔官员，就成为政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选举，看得这么重要。

　　通过选举，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跟考试相联系的士大夫阶层，考试的金字塔，类似于士大夫或者说士人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有机地将王朝政治和民间社会联系到一起，民间社会，完全认可这个制度，以至于在民间的戏曲中，科举和状元，成为非常时髦的内容。在王朝正常运转的时候，起到稳定作用，在王朝兴替之际，谁能迅速重建考试机制，谁就意味着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YX8~Hd
g`\Xpo#O
　　古代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考试选官制度，跟学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绑，以至于扼杀了科学技术进入正规教育的可能。恰由于这个弊病，使得中国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体系的时刻，显得格外的被动，当然，科举制度也格外受到抨击。废科举是中国在现代化选择中的一种无奈，也是对自己传统制度的一种误读，废科举导致的是传统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却长期空位，清亡之后的长时期乱相，究其根本，跟废科举不无关系。民国政府在新式学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重建上的努力，虽然有成效，但却抵消不了传统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当中国不得不走向以剧烈变革为标志的道路时，传统和现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个新的框架内重新安排。&t FoY+Z M}S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的全国性和实质性调整，新的全国范围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科举的复兴。考试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考上的人，只要毕业，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机构，统一出题，严格考试程序和纪律。1@A~lR

　　无疑，新的科举，尽管有着种种的弊病，非常不利于激发国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清末以来国人在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举和与之配套的苏式大学教育形式，能够为新政权快速提供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的技术人才和意识形态以及管理干部。
7@:O Uf |/f
　　然而，这个苏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过程，被文革彻底打断，国家的整体秩序，被严重破坏，而官员选拔和教育体系的秩序，则被破坏得尤其厉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种秩序，而无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灾难。因此，文革结束后的高考恢复，对国家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所讲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人们的视野的。"\&I}D!N
%j"d(}Q%Y,Y&H-FLy5~
　　显然，对于在这30年，尤其是高考刚恢复几年的人们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制度，被赋予了原本不该有的意义，也背负了原本不该有的负担。从制度建设角度，高考恢复，并没有积极的建设性价值，仅仅是因为在废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都被遮蔽了，从清末以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也被搁置。高考恢复，重建了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恢复了民间与官场的制度性联系，重建了人才选拔的程式化机制，当然，也恢复了中国的常态的教育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将社会拉回到选举层面，使中国部分地恢复了选举社会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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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30年的中国，毕竟是在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这种变相科举的制度，以及相关联的大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愈发显现出其无法跟世界接轨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扼杀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面临清末民初的困境，改革势所难免。-~ cX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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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川、赵学勤先生编写的这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显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这个并非专门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只好应命，但愿，这个不是序的序，没有为这本很不错的书添乱。6z:UD4[qE%x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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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T4\q-dAQ\M

　　 2007年4月19日
[align=center][color=Red][b]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b][/color][/align]d2b(Fs'n?]
Hvd8o$t^`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3rx\7gVT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１０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9T&e4Y-j$f2w(N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JJ.@&q oB
V'Y'XLuP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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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ih/G)bV"]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梁实秋等十名考生。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V \wIo!Y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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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零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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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短命的统招”。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1940年，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和公私立专科学校仍自主招生。此次统一招考是自1905年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C!`A}6v z7Y

　　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z s!f-F#O4@6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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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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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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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十六字”招生办法）。《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7n5GY+XJ&[5n`5?v*J

　　自1972年开始，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而1972年大多数高校所恢复的招生，却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则只要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进，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然而，这一本事遵循了考试自身规律的正确做法，却因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备遭指责。GP&gB!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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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的一名生产队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3FIF\Y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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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白卷事件”引发了一场围绕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等罪名，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这条科学、客观、公正的新生选拔标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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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中，“自愿报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报名资格的，即使是有报名资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层不敢送，领导不敢批，学校不敢收”；而后三个环节无一例外都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私留私送名额等各种丑态纷纷粉墨登场。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仍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而“走后门”的结果是，导致高等学校新生文化程度极其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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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指责高校招生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甚至提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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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达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方针。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的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中国这艘万吨巨轮，就要乘长风破万里浪，一股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岩浆正在水下潜滋暗长，势头愈来愈猛，愈来愈烈，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破岩喷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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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进入了不同寻常的1977年。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民共和国，谁来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等待着天下士子的，将是什么消息呢？

[align=center][color=Red][b]书评：高考恢复三十年，有本书不能不读[/b][/color][/align]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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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易!~f[bHnq8^:o@

　　曾经有一种制度，恢复三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四千余万人的命运拐点——这就是高考。L\iZ]{
@}0p)_JZtO
　　高考恢复三十年对中国现代化走向的意义，不亚于与其同时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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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三十年以来，关于高考恢复初始阶段，特别是1977、1978年的回忆，报章上还有一些零散的记录。遗憾的是，比较系统地诠释高考恢复三十年制度发展演变，以及这种制度变迁对青年命运的影响，这样的书还是空缺。《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u0zXv| i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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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按照高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层次，分为“解冻”“嬗变”“转轨”“惶惑”四部分。在每一年的安排上，通过对本年度高考制度改革的全面概述，通过政策的解读、人物的描绘，事件的还原，点面结合，生动地概述了该年高考制度改革的全貌。在这三十年中，与高考有关的人物很多，上至政策决策者，下至普通考生，书中选取的年度人物，都是与该年高考政策、高考事件息息相关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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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年度话语”选取的是该年度和高考制度密切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词语和话语，不仅通过年度话语诠释高考重大决策，而且帮助当时每一名高考亲历者捡拾记忆的贝壳，重温曾经的峥嵘岁月。在每一部分的后面，“弊案档案”披露的是高考恢复三十年来触目惊心的黑色档案，对违规违法事件的处理历历在目，它向我们昭示：无论作弊手段怎样变化，都为党纪国法所不容。._U ^jBD3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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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恢复已有30年，中国的高考制度在问题中前进，在非议中变革。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一直在继续，未有穷期。以政策沿革为经，以代表人物为纬，通过鲜活实例，对恢复高考的30年进行全景式扫描，这本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厚重，又有文学趣味的书，不能不读。 IO5B4i~6~Py

　　截至2007年，通过高考进入高一级院校深造的有四千余万人，而参加高考的人数，在目前十八九岁到五六十岁的人群中，应该是绝大多数。高考成为他们青春的见证，成为他们生命回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无论滋味是酸甜苦辣。《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一书，就是要让经过高考洗礼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全面了解高考制度三十年的变迁，寻找到自己在这段历史的坐标点，触摸历史的体温，感受时代的脉搏。;?XJn: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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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自这次会议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本书不仅介绍了高考制度变革本身，而且是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考察的高考制度沿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侧面，一个切片。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马国川、赵学勤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yang 2007-8-20 10:08

[align=center][color=Red][b]恢复高考[/b][/color][/align]

1864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之后，为了安慰士子们的进取之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修整江南贡院，恢复十年没有举行的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士子奔走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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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贡院建筑不久修好，曾国藩特意在头门外东西两头各添牌坊一座，上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八个大字。

　　乡试于十二月二日正式举行，传统的“秋闱”成了“冬闱”，这在科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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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乡试共有苏皖士子两万余人参加。此次乡试放榜，共得正榜273人，副榜48人，解元名叫江璧。曾国藩得知结果，非常高兴，说“江璧”二字即江南肃清之意，是指长江流域完璧归赵。+h%Lh _`,n$qxDU

　　1977年年末，废止十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冬天进行高考，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唯一的一次。b!x(t;[O t5]

　　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让天下士子为之欢欣鼓舞。这一年全国共有５７０万人报考，高考录取比例29：1。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白日放歌、青春作伴，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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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b][/color][/align]
1977年的夏天，北京的气温像往年一样的溽热难耐，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涉及当年570万年轻人命运的决策，如同地下滚热的岩浆，在平静的地表下奔涌翻腾。30年后，当笔者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时，心底依然萌生出股股暖意，正是这项决策的确立，已经直接影响到包括笔者在内的两亿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现在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因了这项政策，被赋予了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机会。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封的记忆，把镜头摇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G!n pAIN

　　1977年６月２９日，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１９７１年，由“四人帮”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１７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V{,Uw+\R

　　８月４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试招人数４０００人至１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２％至５％。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１９７７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十六字”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5u,d*EwH|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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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三下三上”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帮”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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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span class=yqlink>新车龋唤逃低秤兄芘嘣础⒄殴舛贰⒀钍取⑺詹角唷⑻瓢角臁⑹飞芪酢⒉槿缘取４送猓裨焊弊芾矸揭悖蒲г焊涸鹑死畈龋逃坎砍ち跷饕ⅰ⒏辈砍び何奶蔚纫膊渭恿俗富帷？蒲г旱奈饷麒ず徒逃康牧醯烙瘢直鸫砜蒲г汉徒逃孔槌闪嘶嵋榈拿厥樽椋涸鸹嵋榈南喙厥乱恕?/p>(Z"kqV)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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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w{Ss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B%R'n} b9\!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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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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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虽然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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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C1M5NH.a?"eE&LO

　　在8月6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Yb)m DkY8I5hu&`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Lb{5uR?

　　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c T#Y5R o$g3Wn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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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Fj5FA7F

　　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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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c2[5Yn0Ck5A [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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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I$[ I&P5Imu4o;N%v[Z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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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８月８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两个估计”，尖锐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１７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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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８月１３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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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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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面对一延再延的会期，面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人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到，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wfck(}4S}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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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K6R8e%S K-}

　　六天以后，也就是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１０月５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s:C+SZm8|!xDJ

　　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２０％至３０％。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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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４４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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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憾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Y@?4SpV+d

　　（四）~(c_-N.^5Z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也带动了整个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事后回忆道：“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成为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的学生。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NW(b ar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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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告语天下，坚定执行原订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v[r&qWKVl`z

　　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on:jQ~8k$B}R u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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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而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之中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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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这样的考试，委实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十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年来的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不敢确信，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中国，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第二次机会。他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e$w(~U/m1vi

　　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难的事情。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7年的高考开始于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招生考试由各省单独命题。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100分。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这一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高考录取比例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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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高考与以后的历届高考，还有不同的是一律不公布分数，招办要求考生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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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春天，这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如此大，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七七级学生的奇特现象。不少同学工作或下乡、回乡好几年了，生活的磨练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现在能重新捧起书本的时候，当然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晚自修要找一个位子很不容易，他们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雨露，积蓄着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的力量。J0MR.u$`~u'g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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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人物：邓小平[/b][/color][/align]

邓小平，他“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被外电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他曾说过，“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这位有着浓重乡音的领导人，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当过钳工和火车上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打过工。他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P7?V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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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经当过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他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站在一起。蒋经国最爱听他讲述在法国颇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把他看成“大哥”、“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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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留学法国和前苏联的经历，这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并不多见。留学的经历，开阔了邓小平的视野，使它拥有更加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指出：革命事业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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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教育上的"危机"，毋宁说是这个民族的严重危机。一个践踏知识，视蒙昧为光荣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希望的民族。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被他们霸占了近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随之风流云散。该往何处去？中国，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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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中国从噩梦中唤醒、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全国人民都在思考。邓小平，这位老资格的“海归派”(邓小平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在思索。9E[6O#y)y/D'^+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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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同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s!qHHOSdEGAR0r#^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他刚刚恢复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学与教育，是因为科学与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高等学校招生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突破口”。?YY$vzT8EM)h

　　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bk4CI;T3I

　　不止于此，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l?&E!i%t-Y2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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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话语：恢复高考[/b][/color][/align]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n3\.h&Q.}l+Ni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由于文化标准不被重视，新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且很多学生入校之后忙于阶级斗争，毕业时仍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w$yR BNCL&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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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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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教育质量严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开始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必要的考核。张铁生即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后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N3E0z(Y,n Z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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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yang 2007-8-20 10:11

[align=center][color=Red][b]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b][/color][/align]4zC$T/p,j:o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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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生活的变化。8UAn/p'r$B~3V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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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报道：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种选购衣料。在发型上，烫个“鸡窝”最时髦。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范思哲来到中国。!f,zL3zA;A @.D

　　劳力士表，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的人的梦想，也是被伪造最多的品牌表。B^0E0P \7[2C

　　当时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伟大的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若干年后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歌曲《艳粉街》里这样写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这一幕恰恰是七十年代末中国生活的生动写照。^I~*K}y'Dy

　　虽然当时处于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票证时代”，但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在生活稳定以后，还是激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激情和冲动。p/gzt_F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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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的教育而言，特别是长达十年对教育的巨大冲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远不是像烫个“鸡窝”头、穿上喇叭裤那样短期内旧貌换新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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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77年的高考，有一个当时的考生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经典的“段子”。/M5tK;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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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1977年的高考，某省试卷上有一考题：简述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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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考生答：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农业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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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7年的中国，两个“凡是”仍有市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围绕“公社”的郑重其事的回答，纯属“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革命”名义下教育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当时考生的历史常识幼稚到了何种地步。

　　1977年的高考，虽然各省的命题都属常识性的，但由于十年动乱，考生成绩仍然低得十分惊人；城乡考生成绩的差别、知识分子和工农家庭出身的考生成绩的差别十分显著。由此引发了197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的一场激烈争论。p9]5cjNt[a%W

　　有人说：我们要吸取28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否定一切，也不能肯定一切。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还有人说：“有成份论”是党的阶级路线的前提，然后才是“不惟成份论”。毛主席说的“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还算不算数？也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毛”，工农是“皮”，不要招了几十万，得罪了几千万。

　　上述说法，好像是讨论文化考试与贯彻阶级路线、与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特别“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反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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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一九七七年的招生，广开了才路，实行了统一考试，贯彻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刹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保证了新生的质量，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积极性，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同时，也带动了中小学的整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肃清，1977年招生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地方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还不够彻底；在政审中，有的单位还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不正之风的干扰，在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因此，教育部要求，1978年招生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批判“四人帮”，肃清流毒，解放思想。当前要着重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他们挥出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两根大棒，以及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分清是非，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招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Ld|i.W:P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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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高考，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对于1977年的高考，很多人还不相信，还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或者来不及准备。当1978年的春天，当那些七七级冬天参加高考的同学、同事、伙伴们怀揣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校园时，事实让那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相信：无论出身、不讲关系，每个人都有平等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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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高考，就意味着重新树起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旗帜，将“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荒谬思想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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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4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选登广东考生、如今已是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这篇作文在今天看来无论从思想还是表现手段，可以说还是比较稚气的，但却让人一窥当时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和教育战线生机勃勃的气象。那时候，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那时候，没有什么比戴一个大学校徽走在大街上更令人神气的了。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并形成了共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科技和教育。7jW yvUc?3B,{zT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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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公布，使招生制度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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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分文、理两科。文科（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科（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分别为：英、俄、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七种。外语考试的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时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必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为参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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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这个复习大纲将发给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在当地印刷发行，作为报考青年复习功课的参考。复习大纲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八个科目。对各个科目，复习大纲都提出了复习范围和对考生的具体要求。U\]%QE)L5X*m Q)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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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大纲的“说明”指出，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还指出，“本大纲所列内容不是考题，但命题范围将不超出本大纲。”

　　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高考报名、复习、考试，绝非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么轻松简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词，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已经有些隔膜了。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为了便于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管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977年，不少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并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大学校园。也有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反映，他们在农业第一线坚持劳动，没有复习时间，又没有人辅导，甚至有的遭到歧视和压制，给他们报考高等学校带来了不少困难。为此，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在1978年5月6日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S*VGY9Y

　　1978年的高校招生年招生对象、考试评卷以及招生办法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进。该年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后生）。二十六至三十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九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为了快出人才，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要积极举办专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年龄超过二十五周岁的考生；学制一般定为两年，有的专业根据需要也可定为三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脱产和半脱产学制在二年以上的在校学生，不能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在校高中学生，个别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确实能够跳级升大学的，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可以报考。应该上山下乡而不去的知识青年（包括户口已转农村而本人未去的）不能报考。因病留城和病退满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经县以上医院检查，确已痊愈的，才能报考。一九七八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拒不服从分配的，下一年不准报考。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以利于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中小学公办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

　　（三）4D]d`$~-_,\7`1X

　　“老三届”学生的特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经过政审。v!ymh&xB

　　当时，高校的专业分为绝密、机密、一般三种类型，考生必须接受严格的政审才能被相应的专业录取。由于对考生的政审要牵涉到其出身。教育部在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对政治审查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会议强调指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7L'z0y0DZ0v#`-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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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7级的大学录取中，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作法，伤害了考生积极报考、报效国家的积极性，也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O J6j'G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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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二中十五岁学生竺稼，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原被西安外语学院录取。因他的外祖父二十多年前被镇压，社会关系复杂，他到校之后，竟被退回郑州。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求领导上帮助解决。经过有关单位调查，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最后决定将竺稼收入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

　　“竺稼事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出身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197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一事件，并配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态度非常鲜明——《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文章指出：现在报考的青年，多数二十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敬爱的周总理说过，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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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得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审也渐渐变成了对考生本人思想品德的考查。 j @3Y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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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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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七月二十日开始，七月二十二日结束。当时正值酷暑高温，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数以千万计的考场，大都采取了防暑降温和医疗保护措施。全国各地的考生，在同一时间精神饱满地进入考场应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亲临北京第三十五中学考场，视察数学考试情况。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在考试期间到北京市的一些考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许多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的负责人，都深入考场勉励考生。各地财贸、卫生、交通部门都大力支援高考，优先解决考生的住宿、乘车和饮食等方面的问题。

　　当时的考场布置和试卷保密是怎样的呢？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考场外有带枪的民兵站岗。被录取的考生，试卷、答卷，甚至连草稿纸，全都装入考生的档案袋。@.P u*wW-v"^"noh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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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座位的安排也是逐步完善的。一位当事人回忆，1977、1978年高考与平时考试差不多，两人坐一张桌子。当时的人特别老实，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他曾于1977、1978连续两年参加高考，连同桌长得什么样都没注意，更不要说看他的试卷了。门口有民兵持枪把守，任何违反考场规则的人说不定就会坐牢，谁敢冒这样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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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978年高考试卷用折角方式保密，答卷第一页右上角被折叠后密封，上面贴有张小纸片，印有考生的准考证号，考生在核对正确后撕掉小纸片，这样答卷上就没有任何标记了。从我后来得到的试卷上看，折角里保存的，只有准考证号。考生考完后，监考人员要用浆糊将考生的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如果监考人员发错试卷或粘错试卷，基本上没有办法检查。另外如果同一考场的两个考生想交换试卷作弊的话，撕掉密封上面的小纸片，双方交换答卷后，监考人员根本无法核对。#D{,zkjZ,v~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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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保密方法也给评卷工作带来一些影响，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杂乱无章，加上时间紧，任务重，不出差错是不可能的。1977、1978两年，试卷高度保密，所以考生即使再怀疑自己的分数也没有办法。与现在高考周密细致的考场布置、试卷评判及保密措施比较，刚刚恢复高考时的这些做法明显带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粗糙与简陋。9f4GfEF

　　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参加了考试，录取40.2万人。七七级学生于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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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即将结束之时，时间已经跨入了1978年。中断十几年的全国统招收研究生工作恢复。3Jm(s{,A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他应该是2006年中国最红的“学术明星”之一。他曾这样回忆他的1978。当时易中天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中学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调了一次工资，易中天发现别人的工资比自己多，就找到领导询问究竟，后来领导告诉他，因为他有大学的学历，你是高中学历，哪怕你的课比他上的好，你的钱也比他拿的少。易中天这才知道学历还这么有用。1977年恢复高考，易中天却没有走进考场，因为他正在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他当时的想法是：学生也去参加高考，自己跟他们一起上考场倒也没有多丢人。但是万一如果学生考上了自己没考上，人就丢大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越过这一级，直接报考研究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候， 30岁的易中天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Jyi:@'Dd+S.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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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人们沉浸于恢复高考的欢乐之中还没有完全醒过神来的时候，随之出现的关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评和“改革高考制度”的讨论，开始连篇累牍地出现于报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QaA]8r~ u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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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人物：宁铂[/b][/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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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据当时的报道，宁铂两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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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13岁少年天才。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ea:SI%Y'o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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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8日，包括宁铂在内的中国科技大学首期少年班21名学员正式入校学习，中国的第一届大学少年班诞生了。kO:H%w#Z5|8i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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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铂进了科大后，按照他的爱好，原本是想学天文或医学的，但少年班里没有这些专业。当时一位领导说了句话：孩子聪明，应该叫他学高能物理，这对国防有用。这样，宁铂就只能学高能物理了。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然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E-UsC L6HV

　　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非常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被否定过。本科毕业后宁铂留校任教，并在19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4V;[;Y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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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了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前又退缩了。对此，包括宁铂的老师汪惠迪以及很多人都认为，宁铂是过分恐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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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再一年后，他成功了。t LMy F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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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话语：统一命题[/b][/color][/align][PXh5Y,j$X'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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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录取。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并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在当地印刷发行，作为报考青年复习功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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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类(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成绩当年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参考。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还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只作参考。4SH7j7w-\ @ ?

　　统考评卷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省组织试评；第二步地(市)阅卷评分；第三步省里组织复评。

　　全国统一命题，相伴而行的就是统一时间，自1978年开始，我国高校招生高考时间都是统一的。统一命题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使每一名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升入高等院校的愿望。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考生需求的社会背景下，保证了每一名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开、公平、公正，有利于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有利于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r-{e2I.m:Q"k7T

　　但是由于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统一命题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即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2ck`\O Q7P@o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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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高考模式，因其具有公平、高效、权威的特点，成为社会最为认可的高校新生选拔方式。但这种简单化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理念与考试方式，因为无法兼顾各省经济、文化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新课程全面推行的背景下，面临着许多压力与挑战。s"[.a5P5\:K 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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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上海(1987年)、北京(2002年)率先实行高考自主命题之后，自2004年起，教育部先后增加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山东、安徽、江西、四川、陕西14省市单独组织本省市高考试题的命题工作。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至此，“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基本形成，但“统一命题”仍旧占据着目前我国高考命题方式的半壁江山。5D,auc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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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史料链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1977年的高考作文[/b][/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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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治之年气象新,q9c.\V+F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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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r!|'A#F`Gk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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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迫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象匕首，象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l#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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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4D,}@ iYj4Tg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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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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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气氛，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份内份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0\9E,h$j_6Cd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园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象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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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b][/color][/align]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12月22日闭幕。\,e3v*fcY8D`:lN c-~
(poi-X?^qu
　　在中共党史上，人们把这次会议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象，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O;OT-H&g-A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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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x"`P yfT}k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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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普通百姓嗅到了外面吹进的空气，迅速适应着急剧变化的社会风雨。ZRL(Ho|:N3n,Y

　　这一年，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广告，于3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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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第一次时装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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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日本电影《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

　　?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FOLLOW 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gm uB|8RSGM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也让刚刚扬帆的高考之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国的高考政策，在1979年又有了新的调整。前两年，为了广开才路，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周岁。从高等教育的规律考虑，招生对象的年龄不宜过大。1979年的高校招生规定考生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鉴于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青年很多人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入学的要求又很迫切，为了不埋没人才，又同时规定，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二十八周岁。;t D&WHono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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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职职工，1978年的招生规定作了一些说明。为了有利于各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与工作，在职职工主要通过业余教育的途径进行学习。教育部门要会同各有关部门，对职工业余教育工作进行规划和部署，大力加强夜校、函授广播和电视教育。在职职工要求报考全日制大学的，须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今年招收的新生起，工龄满五年的职工，恢复职工助学金制度，不再由原单位照发工资。

　　这项政策意味着，自1979年开始，高考考生的主体为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1978年普遍年龄较大、已经结婚生子的考生将成为历史，他们被分流到业余教育的航道。经过两年的调整，中国高考终于步入正轨。\.dcix!k

　　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省里组织考试、评卷。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考试成绩按考试分数的10％计入总分；报考一般院校的，暂不计入总分，录取时作为参考。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除笔试外，还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计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分。

　　根据国发[1979]122号文件规定：全国学科竞赛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免试入学。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竞赛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了66名全国中学数学竞赛优胜者（其中一等奖4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52名），经政审、体检合格，均给予推荐免试入大学。其中获一、二等奖者，由教育部按其第一志愿分配入学；获三等奖者，由教育部根据学生各科学习成绩、参照其志愿分配入学。

　　1979年，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高考时间从此一直延续下去。除1983年高考时间为7月15日至17日外，一直到2002年，高考时间一直固定在7月7日至9日。从2003年起，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定于每年的6月7至9日，考生将无须再冒着7月的酷暑赶考了。n0N"Gx 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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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Y!K(f'g^g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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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达，著名导演、演员，1979年参加高考。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英达对1979年的高考依然久久难以忘怀，他深情地回忆道：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个特别顽劣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好好上过课，每次考试的时候，不管是期中还是期末，就把英达两个字一写就交上去了。当时流传的是什么白卷英雄，反师道尊严反潮流都是这些东西。uNE#]Q7b8fu

　　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我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在当时，高中只有两个学年，这意味着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来补上自己落下十年的课程。

　　我参加高考道理非常简单，我要上大学。在我们那个时代，如果不上大学的话，搞不好还要去插队，我们班同学就有去插队的，所以我们当时从插队去做农民，或者分配去某工厂当工人，从这样的命运当中逃脱出来的惟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吃再多的苦我也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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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要去学文科或者学艺术科就相当于自暴自弃的意思。我不是个自暴自弃的人，我是个很要强的人，我既然要考大学，那我就要学理科，我就要在最难的地方攻下这个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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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然后就开始读书，读到七点多钟去上学，然后在学校再读多少个小时的书，一直到晚上还在学校里自习，然后晚上自习完了回到家里，还要读到深夜，每天睡眠特别少。我其实是个特别特别能睡觉的人，我酷爱睡觉，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说特别能睡觉，他们管我叫“觉皇”。.l4m:B t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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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睡觉，我在那时候真的老在这种状态之中，但是在那种状态之中你还得去学那些对你来说曾经像天书一样的东西，并且掌握它，掌握得还得比别人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哪年哪年的考题，哪年哪年的模拟考试，哪年哪年的摸底测验，我们就钻头觅缝里去找这些东西。如果觉得有一本书人家考了，人家做过那题我们没见到，那肯定完了。我就记得当时骑着自行车，顶着大风到处去找这些所谓的篇子和卷子去做，反正对我来说，那是人生当中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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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7月7日，19岁的英达迈入了高考的考场。;nS.j0^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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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当时要填一个表，高考的证。我记得老师当时拿了一个证，大家都放到面前，老师说先不要着急填，这个证很珍贵，万一乱七八糟填错了，没有第二张给你。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大家把名字写上。底下有人就举手了，说老师那年龄怎么写？因为那年你想嘛，我们有的已经到了生日，有的没有，老师说就以高考那天为准，7月7日之前的生日的你就算19，7月7日以后的你就算18，我说老师老师，我是7月7号那天的怎么算？老师说别捣乱，当时我肯定是，因为我原来是很玩劣的学生，就在老师说话的时候，我要不接个下茬，逗个全班哄堂大笑，我都很难过，好像自己很失职，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样。所以我就，但那天没有，我心情也很紧张，我确实是7月7号出生的。7月7号高考的日子，一直伴随着我过去这20多年，一直到去年我非常遗憾地听说他们把高考的日子改到6月7号了，我对此仍然感到很气愤。

　　1979年高考揭榜后，英达的成绩优秀，这使他从众多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北京大学心理系录取。从北大毕业后，英达又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继续深造。3tT[~$V9db!R-WD

　　（三）2u4{.@9K.?)coL)l5S

　　在考试中，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还是监考老师，对广大考生都是热情帮助，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7_%I0E5`4@"P5i.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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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前，各地专门召开会议，力求把准备工作做早、做细、做好。商业、交通等部门热情支持统考工作，从各方面方便考生。高考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黄辛白、杨蕴玉等到北京市一些考场视察；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到考场看望考生和监考人员，了解考试情况，指导工作。6N,t TD&brO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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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期间正值炎热暑夏，但因组织工作做得好，各地考场秩序井然；监考人员认真负责，热情关怀考生，有的还为考生洒水降温、送药送水、送湿毛巾擦汗等。北京市一百一十九中学考场的一个考生误到了六十四中学考场，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立即派汽车将考生送到一百一十九中，使他及时赶到考场参加了考试。教育部的主管部门昼夜有人值班，及时解决高考中的问题。湖北省秭归、黄陂因山洪暴发，有几十名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场，不能如期进行考试。教育部决定：对这批考生将用副题另择日期进行考试。

1979年全国有近470万人报考高等学校。据统计，在全体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占到约百分之六十七；文科考生占百分之三十七。全国六百多所高等学校共录取新生27万多人，其中重点高等学校和军事院校录取新生6万多人。还有五百八十名台湾、港澳、华侨考生，参加了该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华侨大学录取新生66名，暨南大学录取146名。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于八月下旬发出1979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九月一日入学。*Q'O3e9HAv6m2Z&W+b
LI2h"kuSj!g,G'q

[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人物：黄帅[/b][/color][/align]R(F8W]j"H-_G}3E

1979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应届毕业生黄帅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理工科考生黄帅的成绩总分为三百二十二点五分，符合北京市规定的录取分数标准。体格检查也符合录取条件。但是由于“四人帮”曾利用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制造混乱，这次是否录取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不应该录取她，理由是：《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很大，她错误严重。另一些同志认为，应该录取她，理由是：“四人帮”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既破坏了教育，又坑害了学生，后果的确很坏。lRB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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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和来信，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原本日记表现的不过是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但却在政治亢奋的年代里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中，报刊、电台一载再载。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孩子们又开始像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在“师道尊严一定要灭亡”的歌谣中，教育界再次失去尊严，“老九”们又开始“臭”起来。

　　一个12岁的小姑娘，可以说未谙世事，如何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原本荒唐的故事，倒成了平常之事。林彪集团1971年覆灭之后，江青集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其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期间，江青等人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为攻击周恩来提供“现实根据”，黄帅事件便是其中的一桩。1{{?rYvA$g-~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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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f5C7K$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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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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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帅当时只有12岁，是被利用的，她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能够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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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黄帅的问题，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9f.xs"q"F'b2w A

　　1984年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1988年赴日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学术硕士学位，1998年回国，供职于母校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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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话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b][/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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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在应考青年中起过重要的教育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个口号又重新引导着广大考生正确对待升大学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引导青年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T)a5["@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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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报刊对这个口号的解释是：“一颗红心”，是指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两种准备”，一种是考上全日制大学；另一种，如果考不上，则坚持自学或业余学习。 x2B%o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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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两种准备”？“一种准备（上全日制大学）岂不更好”？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经过全日制大学培养，那是很好的，但是，那只能在普及全日制大学之后。当全日制大学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所有要求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只能“两种准备”。大家知道，一个国家能招收多少人上全日制大学，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满足青年升学的要求，两年来，高等学校不断增加了招生数量。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两种准备”是全体考生面临的实际问题。#@"S8g0fLU

　　单纯从个人得失的角度看问题，“两种准备”的结局是截然相反的。但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它们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正因为大多数人没有上全日制大学，而从事工农业生产，才保证了少数人能够上全日制大学脱产学习。因此，从国家整体的利益出发，当前只能选拔少数人上全日制大学，多数人只能自学或业余学习。这两种途径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是统一的，即它们都可以使青年学得文化知识，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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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核心是学习目的问题。上大学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也不是目的，它们都只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两种准备”，必须、也完全可以在“一颗红心”上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青年的人生观在高考问题上的一个表现，而不单纯是考取与否的问题。所以，在高考中解决“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树立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无论考取与否，对一个青年的成长，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只有树立为四化献身的革命理想，才能鼓舞自己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攀登文化科学高峰；学得了文化科学知识以后，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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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自学成才”的语言文学工作者，名叫苏阿芒。他1954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是，他奋发自学，不同程度地掌握了21种外文，其中6种能看、听、写、说，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yang 2007-8-20 10:28

[align=center][color=Red][b]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b][/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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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14日的英国《卫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橱窗还陈列着一些白色结婚纱照。但是，有一张照片旁边贴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U^5^{VgBa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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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歌星”一词替换了“歌唱家”和“唱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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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让人情不自禁的“蠢蠢欲动”，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声，罗大佑更被奉为“音乐教父”。m*]6O X2QN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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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的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再一次流行内地。早恋的男生几乎都会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而听到的女生则会心有灵犀地宛然一笑。G RN%@X0?F1v2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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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歌声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的期盼与渴望中结束。而对于那些童年不在，已经拥有 “成熟与长大的脸”的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们”，1980年又意味着什么呢？4?-O9}){6L^@(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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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80年代，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中央领导层的面前。其实，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也就在这一年，知青回城限制放宽，国家鼓励其参加高考。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明确表明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这也就意味着，更加竞争激烈的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的到来。

　　在当时，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条件都比较比较艰苦，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所以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都有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生活的动力——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对广大农村考生而言，“考好了，吃白馒头；考不好，吃黑窝头。”白馒头指的是国库粮，黑馒头指的是农业粮，简单说，只有“鲤鱼跳农门”后，农村的娃娃们就成了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考不上就是农民，继续着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城市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金榜无名，就要在家待业，慢慢等着国家招工。因为当时是全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岗位全靠国家提供。而当时城市就业很困难，正规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如街道工厂等。`N,q W:mw2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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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高考已经如常进行，成了中国大陆高中生一次人生的洗礼和重要考试。在八十年代初，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对经历过那个时代“黑色七月”洗礼的每一名考生来说，高考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终生将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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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1977、1978、1979三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顺利展开，使中学教学很快进入正常的轨道，百废待兴的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高考制度改革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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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三届新生招生质量而言，大学录取的新生基本上在中学是德智体比较优秀的，进入大学后的整体素质得到普遍认可。高考调动了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中学的教学。实践证明，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制度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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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问题、新情况随之出现。在过去的三年，平均每年报考人数达五百多万。考生众多，高考的组织工作十分繁重。一方面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量大，时间又紧，工作难于做细，也容易发生差错，影响人才的选拔。为此，许多省、市教育部门，一直在研究如何改进招生工作的办法。有的省曾进行过预选的试验，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高等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考生的社会语境下，中学教育中存在的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做法，就成为一个不能，也无法规避的问题。!r(N}Ikk

　　一些中学把教学完全纳入到高考的轨道上去。有的学校把生物课停掉了，因为高考不考生物。为了高考，有的学校给学生一年的复习时间。本来，高中只有两年，时间已经少了，还把一年花在准备高考上。有些学校把重点放在毕业班，而忽视非毕业班；在毕业班，只抓少数“尖子”学生，忽视和放弃大多数学生。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减少，体育活动实践和假期被挤占。省市和省市比，学校和学校比，不比毕业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学到了必须学的东西，而是比高考谁录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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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当时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尽管病愈不久，但是一谈到教育问题，老人家精神就十分振奋。FWykz't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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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学生在小学、中学学了十年，难道只是为了准备考大学，此外再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了么？只准备考大学，考不上怎么办？考不上，不是一切都完了，十年的书等于白念？我们现在中学毕业生能升入大学的只有百分之几，难道普通教育就是为这百分之几办的吗？难道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这百分之几的‘陪客’吗？平时教育学生为考大学而努力，临考才对学生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样行吗？应该认识到，普通教育不能光从高考着眼。学生不管能不能进大学，都要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重视，但是抓得还不够紧。”

　　作为高考的亲历者，笔者也深切地体验到高考指挥棒的巨大威力。虽然片面追求升学率遭到批判、受到指责，但是时至今日，有哪一位中学校长对高考指挥棒不是马首是瞻？！不管怎样，高考升学率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家长对学校教学水平的认知评定。高考升学率也直接关系到一所学校的社会信誉，直接影响到日后招生质量的高低。“片面追求升学率”难道真成了斯芬克斯之谜？!B]#J@asF:C:{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一定会有一句话烙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在80年代，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莘莘学子和众多家长中广为流传。“陈景润”这个名字经过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宣传报道，成为“科学的春天”里一朵最明妍、最璀璨的花朵。“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成为时尚词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小学生的作文里，成为一代人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A.u9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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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轨历史进程中，数理化成了解放生产力最有力的工具。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就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工业体系在当时也是非常注重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的真正追求的。因此，学好数理化，掌握一门生产技术自然也是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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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根据国发[1980]98号文件的规定，从1981年起，农医院校和有关专业加考生物；从1980年起，外语成绩按30％计入总分，专科学校仍可作参考分。报考外语院校、系科（专业）和师范院校外语系的考生，外语除笔试外，还应进行口试，笔试成绩全部计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分。

　　在中国现行的教育考试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惟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升学、晋职的必修课程。因为考试，外语被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必修制度愈来愈受到各方的批评和指责。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外语必修制度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特殊历史任务做一简单了解。

　　1954年，中国把英语、法语等外语科目基本砍掉，改学俄语，因为当时中国和前苏联关系很好。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有所恶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英、日、法、德等语种国家有了密切交往，原来培养的俄语人才显得过剩，而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外语翻译人才紧缺，以致于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外交工作。所以，大量培养英语等外语人才被当作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如1979年11月17日在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国家计委、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全国外语人员普查结果和做好调整、使用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外语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今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毕业生3597人，而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则为7921人，相差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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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6月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应该说，自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R]0px8{V1z5V{

　　1979年5月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考试成绩按10%算分，报考一般院校则不算分。

　　1980年4月2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198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逐年提高外语成绩在高考成绩中的记分比例：1980年30%、1981年50%、1982年70%，1983年起按100%计入总分。随后，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将外语列三百多万人报名高校统考为必考科目。

　　1980年，是粉碎“四人帮”后改革高考制度的第四年，也是实行全国统一试题、统一考试的第三年。全国报名参加高等学校统考的人数为331万多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230万人，占考生总数的69．7％。$hF$QP Es*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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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的高考分数普遍高于去年，但录取新生仍然按照国家原定的招生计划进行。全国地方高等学校招生27万人，军事院校招生1万5千多人，总计28万5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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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人物：俞敏洪[/b][/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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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东方弟子，也许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校长俞敏洪先生，两次高考都是在英语上走了麦城，遭遇“5分滑铁卢”。j w8kVo$v$d9y

　　1978年，俞敏洪高考失利后回到家里喂猪种地。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俞敏洪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得了33分，差了5分。于是回到农村干农活去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他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俞敏洪仍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坚持学习。第二次参加高考，他进步了，外语考了55分。但是他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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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高考失败的儿子，俞敏洪的母亲想方设法为儿子联系了城里的补习班。去城里补习之前，母亲对俞敏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 }9l8\4tc&s)wE;Y

　　“本来第三年已经不打算考了，一是家庭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另一个原因是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一般的农村孩子就放弃了。所幸的是，我母亲支持，我坚持下来了”。俞敏洪这样回忆道。奇迹终于发生了，本来俞敏洪只是想考一个地方上的师范院校。结果，1980年的第三次高考，他却意外地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于是，俞敏洪从江苏的农村来到北京。GUj/^x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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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历，让俞敏洪总结出一个人生信条。那就是，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人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糕；如果有成功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

　　他是全班惟一从农村来的学生，开始不会讲普通话，结果从A班调到较差的C班。进大学以前没有读过真正的书，大三的一场肺结核使他休学一年。“北大5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他说，对爱情的饥渴使他“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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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创办了新东方学校，至今已经培训了300万学员。据说，咱们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当中，有70%是其门下弟子。新东方学校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民办英语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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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不过，卷土重来”，复读也是可以成为习惯的，像俞敏洪这样复读的人大有人在。“人艺”导演、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李六乙也曾于1978年参加高考落榜，第二年他在家待业一年，到了1980年，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于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学了3年。1982年李六乙以西南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2]7d0z/C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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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若在，梦就在，一切从头再来”，用这句话概括高考复习生锲而不舍的追求，应该是十分准确的。八十年代经常有人连续七年、八年参加高考，人称“八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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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ed][b]年度话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b][/color][/align] SD'zX~c;} IB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响亮的一句口号。当年昂首步入大学的学子们，多少人曾经为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提出，有其出现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bZ_M |]%K*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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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方毅副总理作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