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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7-8-14 14:01

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吾按:方励之大家不陌生,此种观点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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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x fN7vig+U
——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  Qp%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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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B0`'e-x6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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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Sa3f U?6a;j b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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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席泽宗）：对。   B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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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C f9o \~z rh

X：对。

F：有什麽证据？   I&Z:|%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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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1F9GZ3u_}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1T|gk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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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u%Oy"ag"I$S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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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9M_;w#p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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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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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F I4C.Ak/kL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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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NH/X9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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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UZzJIJ 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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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8TcUW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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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n3mP)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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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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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lY^a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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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Prj ]R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i ];Dk?'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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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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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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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jT@ VG;g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y5Y wC\ Q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  6l|m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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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I7n0`2P2[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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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席泽宗教授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泽宗先生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yang 2007-8-14 14:03

席泽宗院士论满清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席泽宗院士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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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_AsOy%p'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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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院士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已被8种世界名人录列传。在国际天文学界，他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长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y1DsZ-cN

席泽宗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山西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他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 (@ O0B9vi6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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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yy O \ e-A P+L8a'I
1952年12月6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顾炎武(1613一1682年)、阎若璩(1636一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X `!e{6g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QY,q/ImZr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mzv8[ Z1s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 ?,I]+y r v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i^_GS.dS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z;~V%Qi;uA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_0SnJX$E!f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LEXz{[ v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一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相比，觉得毫无逊色： W*u e?7|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0N%h(Q4v%t.RF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4x HL,Z_]4?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q`a,|f9W0N T2A*{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 u#wWi{~
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斯年，英国克伦威尔（1591—1658)率领的铁骑军，在马斯顿打败了封建王朝的军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国则是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思格斯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Zq0g'f;MXpK
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正是思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一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本文就想从这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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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历渊源》剖析 u;DFw9G`E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于1654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清除了辅政大臣鳖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反了南怀仁等的锗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H|\S_MF2iq1^.c;\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宋史·律历志》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这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清史稿·诚隐郡王允祉传》)，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他，目的性和徐光启不同。
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的《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了一些数据修改，新的内容很少，正如程贞一先生所指出的：“《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 INaN Ohu4_7ma
《律历渊源》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 )@y3B$F&Q/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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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历渊源》第三部《数理精蕴》有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伽利略说：“哲学是写在这部永远摆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中的——我这里指的是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习用来写它的话言和掌捏其中的符号，我们是不能了解它的”。伽利略说的“哲学”就是近代科学，当时“科学”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李约瑟同意柯瓦雷(A．Koyre)的分析，近代科学需要与数学结合，但不是中世纪的数学，数学本身需要改造，必须使数学的本质更接近于物理学。紧接着李约瑟列举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数学发生的一系列全新的事情：
(1)维埃特(1580)和雷科德(Recorde，1557)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cv3d'a loDF
(2)斯泰芬(Stevin，1585)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S.?JK4{8uDY
(3)内皮尔(Napier)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m&O9X X-mR
(4)冈特(Gunter)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g/K(S`;Uy9aRb
(5)笛卡儿(Descartes)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 erB{:rrAZ
(6)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帕斯卡(Pascal)]
(7)牛顿(Newton，1665)和莱布尼茨(Leibniz,1684)完成了微积分。
这7件事情中，最重要的是(5)解析几何和(7)微积分，而恰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在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1)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人就要承担责任了。据詹嘉玲(C. Jami)研究，1712年夏天，法国耶酥会士傅圣泽(J．—F Foucquet，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 “可笑”，就把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 Morgan)的《代数学》(Elments of Algebra，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150年。 Js:s0fT&I!e aK
《数理精蕴》所汇集的数学知识已不先进，再挂上“康熙御制”，又紧箍了人们的思想，就这样，乾嘉时期虽有许多人受其影响研究数学，但成就有限，与世界水平越来越远。 ,mM;mH3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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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
“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bIS*I?`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xG{;PSd2_
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记》上写着，1690年2月17日康熙皇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你们知道汤若望神甫快死的那一阵的遭遇，也知道南怀仁神甫年轻时的遭遇。你们必须经常小心会出现杨光先那种骗子。你们应以谨慎诫俱作为准则。”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O4|.qNu;{!d$Y%i,\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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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年康熙对皇子们说： CRh'PR]K)U2B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1592一1666)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Zl:[Y'D0u `!v
“断人之是非”既是康熙学习科学的出发点，也是目的。1702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当李光地(1642—1718)将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呈送给他看时，他马上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韩琦博士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除举此例外，还有很多的叙述，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 de 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 4R[WD3E.W(j@6F:z2}w
“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
‘你认得星？’ .D:x%HQD(Hz,a[(K
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 aT4Q;gE9[%k|
得。’ Ife3L}^2X
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 WzHxX$y\
答以参星。 EY1@2T,xz
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
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
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C!s'\5G~rOSH:u2y
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8X3V(m5oxcp{_ sB
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
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N-T2p$[,H|

4 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梁启超批评康熙“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而是正确的历史结论。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A。Peter，1689年亲政，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一1633年)相比，也是落后的。徐光启在主持改历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著·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崇祯历书·恒星历指．叙目》
这套方法，也可以说是政策。1996年我在北京一次天文学会议上讲出这段话，把其中我加了着重点的20个字，命名为20字方针，大家听了以后，都对徐光启感到钦佩，有人甚至提出要把这20个字刻到我们国家正在制造的大望远镜“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上。拿这段话来检查康熙的所作所为，那他就相差太远了。 bE?}2\J

4．1 用人问题
徐光启临终前把李天经由山东请到北京负责历局工作，可谓“知人善用”。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就碰上了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这场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斗争，最后以杨光先失败告终。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 dinand 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是一种工具，是他们的敲门砖。当他们的仪器制造、历法计算能满足皇宫的需要时，也就无需再向前探索了。康熙聘请南怀仁与法王路易十四聘请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

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1713年创办蒙养斋，李光地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实际上的决策权仍由宫廷掌握，康熙的三儿子胤祉是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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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 }8T1\-u/r
康熙在位期间，1662年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700年柏林成立了科学院，院长莱布尼兹。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学术建制，康熙并非一无所知。据韩绮研究，白晋和傅圣泽都向康熙介绍过法国的“格物穷理院’’(即法国科学院)和“天文学宫”(即建于1667年的巴黎天文台)，蒙养斋的建立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的进行，即与此有关。但蒙养斋后来成了一个单纯编书的机构，《律历渊源》100卷编成以后，也就结束，研究工作很少。由全国大地测量所完成的《皇舆全览图》(1718年)是一项重大成果，但秘在内府之中不让人看；对于测绘方法也没有记载，以至到乾隆时代，再进行测绘工作时(1756—1759年)，仍然不得不请耶酥会士做指导。
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科研计划的一部分，康熙不自觉地做了此工作的组织者。当《皇奥全览图》在中国还在严格保密的时候，巴黎已于1735年出版，广为流传。詹嘉玲(C．Jami)正确地指出： ~%tX8HY,j G]7a.{
“严格地来讲，几乎不能使用‘科学交流’一词。耶鲜会士的资料称，康熙曾1693年派遣白晋出使欧洲，其使命是为中国带回其他学者，并试图将此行作为外交使团。但事实上，康熙从未制定过专门对法国的科学交流政策。将这种形式描述成两国之间的一种学术交流，仅仅是由法国耶蛛会士造成的。”’
康熙时代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一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康熙身为一国之君，不学外语，当然可以，但有这么多的传教土在中国，办个外语学校，让八旗子弟学学外语，这是易如反掌的事，都没有做，更不要说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了。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遇，却给错过去了。 ,D8e*I.M!XS)E

4．3 制造仪器和观测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10卷，第10卷为《仪器图说》。“仪器”这个词汇在此卷中首次出现。这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天文仪器发展史上，望远镜的出现是一个飞跃。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邓玉函(Johann Schrek，1576一1630)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1629年徐光启建议制造望远镜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和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天只相差20年。可是过了40年以后，1669年康熙命令南怀仁做天文仪器的时候，望远镜反而不做了。并不是南怀仁不知道望远镜，他在《灵台仪象志》卷二中写着“玻璃望远镜、显微镜”，但就是没有做。这过错要由康熙来承担。1730年8月17日巴多明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道尔都·德·梅郎(Dortous de Mairan)的倍中说：“皇宫里有许多望远镜和钟表都出自欧洲最能干的工匠之手。康熙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望远镜和钟表对于精确地观察天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没有下令他的天文学家们去使用这些器具”。观象台的天文学在皇家的控制下，并不想进行新的发现，只要做些方位天文学的观测，满足历法工作需要就行了，而南怀仁的六架大型仪器足够矣。 `O#A*?;~B
更糟的是，南怀仁的这些仪器制成以后，并没有拿来进行观测，潘鼐先生发现，《灵台仪象志》星表中的黄经，是利用《崇祯历书》上的数据加上累积岁差归算而得，并非实测，黄纬则完全一样；赤经、赤纬大致是从黄经、黄纬归算而得，也非实测。不仅如此，整个清代所编的星表都是依据前人或欧洲的星表，加上岁差归算到所用历元，只有少数数据是出自观象台的实测。徐光启要求的“审造器，随时测验，迫合于天”，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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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官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4。4 理论问题
徐光启的20字方针，头6个字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ya*[r'e3`h,Y]fz
4．5 “西学中源”问题 W8rkj'GgR Dv
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1704年11月21日，他在听政时发表《三角形推算法论》(全文约600余字)，文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西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 UW!c`V s F6h;q r?_
1711年他与直隶巡抚赵宏讨论数学问题时又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F)_n4V-o+i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5月11日召见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梅文鼎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回去后三番五次地说： q UU3]7Ra?ZCQ
“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撰著家皆所未及。”(《绩学堂诗钞》卷四) :[Fnn8Y#m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又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历学疑问补》卷一) S.]!VIZ3lU
《历学疑问补》是梅文鼎论证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随着这一著作收集在《梅氏历算全书》中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正式出版，这一学说遂遍传宇内，广为人知。同年，御制《数理精蕴》也正式出版，其中《周髀算经解》又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A．Thomas)、闵明我(C—F Grimaldi)相继治理历法，问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Jt8Z PP"@!W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GC@Ws
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一1830年)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后记 1999年10月11日《科学时报·读书周刊》B4版发表了赵新社的一篇短文《换一个角度看康熙》，介绍田时塘教授等新著《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康乾盛世背后的遗憾》。此书用对比的手法，把康熙置于俄国沙皇彼得这架坐标仪上，以剖析其所思所为对其以后中国的影响。该书指出，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俄国只占3.2％，可是后来的发展两国全然不同，原因就出在这两位领导人各为自己的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构建的制度不同。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进而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形成百年屈辱史，康熙也肩负有责。此书的结论本文不谋而合，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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