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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7-6-9 09:05

张幼文：新开放观—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

——张幼文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2B1MvY8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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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16日和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22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先后指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2Nx @mF;`\
　　提高开放水平与开放效益，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已是今天战略与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

　　开放战略面临新挑战

　　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与发展中，对外开放战略发挥了重大的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全球化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却又制约着更高开放效益的实现，甚至积累着长期的风险与危害。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从外贸看，出口能力迅速提升，但以数量增长为基本特点，以廉价竞争为主要手段的出口严重制约了外贸效益的提高；WTO后过渡期与后配额期的到来增加了中国产品出口的障碍，我们的发展战略缺乏准备。
　　从外资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从降低劳动成本、直接进入市场向谋求全面控制、企业独资、产业垄断、行业升级转变，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投资、技术和市场等各个方面形成激烈竞争，外资政策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探索。 a9uy W(P9wEI `{
　　从汇率看，巨额外汇储备及其持续增长，一些国家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中国经济进入“汇率敏感期”，对汇率变动的预期和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下，外汇的非正常流动扩大，增大了国家的宏观风险。人民币出其不意的改革与小幅升值赢得了主动，但在国际市场的关注下仍然高度敏感。 dWw#L8sktp2l
　　从体制上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整体力量增大，越来越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中国需要创造与开放型经济相一致的内外资公平发展的环境，然而不平等税收与社会负担却导致了竞争的不平等。在各地各级政府对外资外贸目标的追求中，发展出现了非科学性，出口削价自相残杀，吸收外资无序竞争，不合理地给予外商优惠政策，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的效益，而且导致了发展利益的外流与国民财富的流失。 p7m_3V7pYC2m

　　科学认识外贸增长的效益 3X W!Qx'g yP

　　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外国技术、标准、品牌、生产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体现的都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

　　外贸出口的超高速增长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之一，也往往被看作国力增强的标志之一。但是，如何从巨大而日益提高的出口能力中分析中国外贸效益，是开放效益评价的首要问题。 N#e/k+hvwB-yjr:KKek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贸易方式与出口主体模糊了国家竞争力。这里存在着三个区别。
　　一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经济意义的区别。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往往是外国技术、标准、品牌、生产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体现的都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的主体意义，从而模糊了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外资企业出口的高比重夸大了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出口能力夸大了中国要素的生产出口能力。从GDP的要素贡献结构分析看，外资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27%。从出口的主体结构看，外资企业占总出口的50%以上。因此在进行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相关性分析时，如果只用出口总量而不分析其要素结构，那么其中必然既没有真实意义上的中国出口，也没有真实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外资拥有各类稀缺生产要素获得更高的收益，出口对中国要素收益增长的作用也是被夸大了的。
　　二是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经济意义的区别。贸易方式也模糊了国家竞争力的真实性。一般来说，加工贸易的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两大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均属于外资。出口导向战略是否真正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只是装配贴牌，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的结构进步。高比重的加工贸易还可能增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 3Kvi;bPJW:V s,u.Z
　　三是出口总量增长与微观效益的区别。外贸效益的评估必须同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进行。出口总量的扩大并不是外贸效益的直接标志，甚至也不是竞争力的标志，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才是外贸效益的集中表现。出口总规模的迅速扩大掩盖了微观层次上存在着的外贸效益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是在一个较低的汇率水平上实现出口增长的，即使这样外贸的盈利水平仍然很低，相当一部分企业根本承受不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就是这个原因。与国内贸易相比，出口还享受着种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使企业个体成本下降，而事实上社会成本却更高，这还不能在总量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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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评估引进外资的效益 |:I`H^^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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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技术，至少远不如现有产业结构所显示的那样获得了技术。

　　外资大量流入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之一，不仅标志着中国更高的开放度，而且拉动着GDP的增长。但外资数量的增长并不直接是发展成就的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外资流入中国，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投资环境的认可，表明国际资本更加肯定在中国经营的赢利性。 qO8hU2G$`Y#_
　　从总体上说，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扩大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缓解资本短缺状态、促进体制改革、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规模、加快资源开发等。但具体来看，外资的优势是否是当前中国所必要（如资金），或在中国投资能否转化为中国的优势（如技术、经营管理），或其运用是否直接有利于中国（如产品开发、海外市场），或直接有利于中国（如创造就业）都是因项目而异的，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更不能说每一个项目能达到所有的目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引进外资项目的具体目标却并不是清楚的。有时创造了就业和GDP，却付出了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的代价。 )xdkm`| i#m
　　对外资在中国贡献的更直接的衡量方式，也许应当是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因为只有税收才直接购成由中国政府可以支配的用于中国社会公共目的的资源。即使这样，也只有三资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与其所占GDP份额相一致才是合理的。但是外资企业纳税低于其应有的税收贡献。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7.22%，但涉外税收总额仅占20.86%。
　　评价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是分析外资效益的又一重要环节。在进出口两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已都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既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也反映了中国生产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是被外资而不是由中国资本所利用。不论是加工贸易还是完全利用中国本地资源生产都是这一性质。外资企业的出口为中国赢得外汇，在中国外汇不足的历史条件下是重要的。但是随着中国外汇短缺现象的缓解，其重要性开始下降。 9x |1|aoa
　　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是近年来外资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市场整体长期发展前景的认同，从而进入了从产品开发到制造的全面进入的发展模式。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从长期看有利于中国研发力量的增强。但是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进入也加剧了外企与国有及私营企业的人才竞争，增加了国内企业的人才压力。特别是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外资研发机构在国内的发展，将形成更多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使外资企业相对于中资企业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增大了国内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道路的难度。
　　在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评价中，必须注意“有产业而无技术”的现象。技术优势是外资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投资的主要优势，除非有转让技术的合同，中国不可能合法地从合资中直接获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更强化了这一点。因此，在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并没有真正通过吸收外资而获得技术，至少远不如现有产业结构所显示的那样获得了技术。只有当中国企业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这种技术是直接或间接由外资的引进所带来的，我们才能从较完整的意义上说中国获得了技术溢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成效的评价，也同样需要依据上述原理进行。对引进外资能否获得技术的研究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点是：通过人员学习获得技术的过程不但时间漫长，局限于经验，而且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学习过程受到严格的约束。当代产业技术的核心主要不是个人经验，而是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受到保护的核心技术。

　　科学认识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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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国际组织和我国国内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 1Ray!B M

　　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国企业的整体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差距：产业层次低，增加价值低。这是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层次地位的真实体现。中国在世界上居贸易总量第三位并不能直接说明国家竞争力或外贸效益，同样也不能说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出口中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和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说明了中国总体上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这就是今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基本地位。
　　国际分工地位是一个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相对有利性评估的问题。从结构方面看，我们需要关注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国际分工地位是否会陷入长期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产业结构相对于封闭条件下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水平地位。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已经不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劳动力和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和控制的产业的实际水平。对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来说，一些先进产业的存在只是作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场，不论是出口还是生产的结构都不能实际上反映本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地位。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会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从而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在开放中不断积累的。 e {7kKC-{
　　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一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伏着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历史性风险。
　　对外开放是要为国民经济结构进步服务的。由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在产品的核心技术上具有掌控地位，因此这些产业和产品发展的主要利益仍然属于外资，中国经济从这种产业结构的进步中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要扩大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仅要看其出口比重、税收贡献等，而且要看其产业先进性、技术含量、产业关联度、资源与能源消耗等多个方面，只有当外资服务于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时，才意味着其为国民经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qtiIDS3l
　　外资企业是否是中国国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综合国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的空间存量上讲，这一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只有全球经济增长发展，这一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各种积极作用上看，这一区分更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开放效益评估的主题本身就是关于本国国民在开放中的收益问题，这一主体规定性决定了必须将企业的国民属性加以明确。一方面，外资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是通过税收（当然还有就业、技术外溢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国际组织和我国国内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国民福利的意义。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其对税收有贡献但也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说明这一点不在于要把外资看作异己力量在观念上排斥，也不是因为外资可以随时撤走（内资也可能流出），而在于从经济学意义上明确国民财富与国民福利的真实性，客观真实地认识我们的国力，而不是被GDP的巨大规模所迷惑。 (?8M QJ${.q Mj*u C

　　开放战略的升级

　　在世界普遍承认中国发展成就的时候，对开放效益的反思是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的态度，将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对外开放在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系统回答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是一种理论与政策的全面探索。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上如何表现，是“新开放观”的主题。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需要开放战略的升级，这包括目标、模式、国情、发展观四大问题。
　　对外开放的目标应当是建设经济强国，即从解决短缺为主的开放向建设经济强国的目标转变，从脱贫向致富转变。这就规定了对开放效益的更高追求。开放的模式是从优惠差别式的开放向统一规范式的开放转变，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模式向较发达国家的开放模式转变，致力于拥有更多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实现较高的产业等级和有利的分工地位以及发展对外投资跨国经营。整个开放格局必须立足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从中西部依然落后的客观现实与可能出发，服从大国必然长期存在地区差别的客观规律，实行地区差别化开放战略，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开放战略。
　　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原则，也就要求对外开放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以国民福利的提高作为开放效益的评价标准，实现对外开放自身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对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sOB9GQcNB
　　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使新的发展阶段上外资的积极作用更加清晰。要强化利用外资中的合资形式，以更好获得技术溢出和知识产权。要更多以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吸引跨国投资，并消除竞争性的引进外资导致利益流失的国内体制根源。要以产业倾斜政策逐步超越外资优惠政策作为发展的导向，使外资与内资共同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要逐步解决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创造内资与外资的公平竞争局面。要以地区差别政策进行外资导向，使外资服务于内地发展和缩小地区差别。要以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配合开放战略的升级，消除不灵活的汇率制度对外贸与外资效益的影响。要加快实施反垄断战略，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防止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要改变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益“三低”恶性循环的开放格局，通过严格控制最低工资以限制廉价竞争。要对跨国公司从数量导向转变为发展导向，即以国内发展战略目标引导外贸外资发展，而不再是以外贸外资本身的数量目标引导其自身发展。 \~j @a.t%SJj
　　在世界普遍承认中国发展成就的时候，对开放效益的反思是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的态度，将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对外开放在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党中央关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要求我们进行从理论到政策的系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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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小传

　　张幼文1951年生，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基础理论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著有《世界经济学》、《比较经济政策》、《双重体系的扭曲与外贸效益》、《当代国家优势》、《体制竞争》等，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社会兼职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咨询组成员、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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