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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7-6-3 16:48

敬一丹:传播有价值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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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传播中激活经典，于丹教授的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说到“声音”，这也是敬一丹老师偏爱的一个词，无论是写书还是做电视栏目，她都曾以“声音”为题。在众多纷繁喧嚣的声音中，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让我们欢迎她演讲！（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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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听过于丹讲话以后，我都需要停一下，因为她的讲话内容特别密集，我往往需要想一下，领悟一下。如果这是电视节目的话，我就希望这段时间放一段广告。（全场大笑鼓掌）Y?:x"[h(Ml

　　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今天的三位嘉宾都是女人，巧的是三个女人都有女儿。就在刚才，“文化讲坛”开始之前很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谈到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我们的女儿都不一样大，有的是成年人了，有的还很小，还有的是风华正茂。我的话题就从我女儿谈起。3Wz+{\{9o,r;h:V'v 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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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读中学的女孩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青春期的孩子处在自以为是的年龄，很爱质疑。在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总爱说那些郁闷的事？我说，什么郁闷的事？她指的不仅是我在电视里，还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和她面对面聊天时说的那些事：大别山的孩子大都没有文具盒，很多孩子是用装中华牙膏的纸盒来装铅笔的；在河北坝上，那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年轻的姑娘，一年到头也没有水洗澡；现在很多河水都污染了，河里的小鱼小虾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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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这样的话说多了，所以我女儿就问我为什么总说这些郁闷的事。我以前还没这么想过，她问了之后，我就想，是啊，我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在话筒前跟观众说这些事？为什么在家里跟家人说这些事？也许是因为我少年的时候遭遇过“文革”，也许是因为我有5年的知青生活，曾经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最角落、最底层的地方有过一段难忘的生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成了记者。记者的眼睛看往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会跟孩子谈什么样的话题。

　　在刚才的嘉宾介绍里，大家看到我曾经办过一个栏目叫《一丹话题》。1993年时，这个栏目播出了关于扶贫的系列节目。我去广西都安采访，我们坐飞机，坐汽车，再步行，到了一个山沟里。县长说，这条山沟从来没有记者来过。我们带去了一些文具，去之前我想，孩子上学肯定是缺少这些文具的，但是到那儿一看，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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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一位老妈妈和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家锅里煮的是黑糊糊的野菜，野菜煮开后老妈妈就往里面洒了一把玉米面，我们都以为那是猪食。可过了一会儿，老妈妈和他的儿子端起了那碗黑糊糊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家的饭。他们家所有的家产也就值几十块钱。我们的摄像师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出一百块钱给这位老妈妈，县长说整个山沟里都破不开这一百块钱。摄像师说，你拿这个钱去买点小猪来养，也许能帮点忙。这时，老妈妈就抱住我们的摄像师说，你是我的儿子。当时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眼前看到的赤裸裸的贫困，还是为老妈妈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什么了？人家叫我们儿子，把我们看做孩子！（全场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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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意外，是在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把文具拿出来时，发现孩子们都不认识文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上学。我们拿出一些铅笔，他们很陌生，我们拿出有香味的橡皮的时候，他们误以为那是糖。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孩子都没有表情。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我都见过，我也能预想到，可是当看到孩子都没了表情的时候，那种难受是心底里头的。（声音哽咽，热泪盈眶）kQ$RS:l~#Q8`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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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全部的意外。当我把这些镜头呈现在节目里的时候，观众纷纷来信表示震惊，有很多观众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情景，甚至有很多来信要核实我告诉他们的贫困人口的数字。1993年，我国贫困人口的数字是8000万。有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穷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甚至有些质疑来自于我的同行。他们说，你是不是把贫困集中在一起，夸大了它的程度？这时候我就想，观众的不知道，这责任在谁？责任在记者、在媒体。记者是做什么的？媒体是做什么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全场鼓掌）

　　后来我就做了一系列关注贫困的节目，我们同事这样评价：敬一丹是最早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谈起”这不是标准，能不能谈到点上，能不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这是我们更要做的。+t%[.r P"p6d)v'E

　　当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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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段时间，《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向我召唤，他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我就问这个节目叫什么，他说还没有起名字，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焦点访谈》。8s$d9Y@n:L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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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加盟《焦点访谈》节目组的时候，无论是作为记者的经验还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自以为我都是做好准备的。但是到《焦点访谈》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不是怎样拿话筒，怎样采访，而是怎样面对铺天盖地的观众来信。

　　我在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也有观众来信，那些观众来信多半是问致富信息，比如在哪儿买牛蛙，哪儿的化肥质量好。《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是不一样的，观众来信信封上的落款都非常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来自角落。比如说，“解放日报”四个字就够了，都不用写邮政编码，“中央电视台”几个字也够了。可是，给我们来信的信封上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某某省某某地区某某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它已经底层得不能再底层了，角落得不能再角落了。而打开信什么内容呢？不平、冤案、申诉……E?$r0^)k(B

　　每次打开信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众生喧哗，而让我有压力的是，许多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敬一丹收”。如果这信封上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是大家来承担的，但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信里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托付你的人”、“信任你的人”，然后是一页、两页的红手印。（全场感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村的人让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代笔，挨家挨户地按红手印，倾诉他们的不平。寄来的信封都是皱巴巴、脏乎乎的，我就想，这些信是怎么寄出来的，是怎么到了我的桌上的。也许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让自己在外面读书的女儿、在外面当兵的儿子把信寄出来的。也许他们找了很多渠道，找了很多门路，在不奏效的情况下，想起了电视里有一个《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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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不把《焦点访谈》仅仅看作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能承载的托付。有的老百姓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这样称呼的———“青天”。这谁能担得起？尤其当这些信是写给一个主持人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全场肃静）

　　每个到《焦点访谈》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观众来信。当实习生看观众来信的时候，我们所有老记者在看实习生，看他能不能看下去，动不动心，能不能从中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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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的新闻素质还没到那个份上，你没能发现新闻线索，但如果说，看到这样的观众来信不动心，我就判断，这个人在这儿待不长。
　　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信，我甚至怀疑，我做好准备了吗？我做出到《焦点访谈》工作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想到要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了吗？我能坚持下来吗？那时候看观众来信，真能用得上一个词，就是郁闷，越看越郁闷，特别郁闷。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去饭。那时候，崔永元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办公室在一个楼道里，每天中午我就放下《焦点访谈》那些郁闷的信，到崔永元的办公室看看观众给崔永元的信。（全场大笑）早期的《实话实说》栏目里，崔永元收到的来信，那实在是太有趣太生动了，不像我收到的观众来信那么沉重，那么郁闷。看完了，我觉得真好，可以去吃饭了。/Q;U'qz7j8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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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慢慢悟到，我所看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不是生活的全部，崔永元收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来信加在一起，然后再加进自己的感悟和认识，这可能就是生活，才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生活，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但奇怪的是，我看了那么多让我郁闷的信，我没有抑郁，但崔永元却抑郁了。（全场大笑）

　　《声音》的出版，让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人的声音，得到了放大和传播.n'K(l0JM5R7hf-gmL

　　早期的《焦点访谈》，一天会收到三四十封信，有的时候是五六十封，星期一的时候来上班会收到一二百封，这些信我一天都读不完。所以，后来《焦点访谈》编辑部所有的同事都可以拆我的信。

　　有一天我同事问我，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我眼前一亮。托付我的那些人有什么心愿？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我在节目里传播，如果我不能把这些观众来信都变成节目线索，那有没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焦点访谈》一年才365期，还不全是有关舆论监督的节目，成千上万封的观众来信都在节目中播出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和同事们作了这样的尝试，从成千上万封来信中，挑出了一百多封，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最热点的话题，比如说腐败、贫困、环境污染、教育等等，然后在每封信后面都加上我读信的观感，这样就编成了一本书，也叫《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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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大量的观众来信拿回家，写下我的读后感的时候，我公公看到了书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很不安地对我婆婆说，一丹要干什么？这事要是在1957年，那就是右派。我婆婆很忧虑地把他的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反倒更想做这件事情了。我说，现在不是1957年，已经是1997年、1998年了，中国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状态。1957年的时候我们能听到什么声音？万马齐喑。我刚从事话筒前工作的时候是在基层广播站，那个时候，我在话筒前经常说什么话？我念的稿子都是这样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与会者一致认为”，哪有不同的声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不是一种进步吗？

　　这本书编好后，我到新闻出版署去作登记，出版署说，这本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归类。听到这句话后，我更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有价值。如果说在新闻出版署登记的时候都找不到这类书，这就说明我们媒体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做。我们看读者、观众的来信时，总是在内部看，它们更多的是作为我们的选题参考，但这些原生态的、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就没有记录和传播的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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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终于出来了，我有长舒一口气的感觉，我终于对托付我的人有了一个交代，我实在不能一一回信，就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回信。我愿意让大家在这本书里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听到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那些人的声音。让我最欣慰的是，这些人好不容易发出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放大和传播。我有条件把他们的声音放大和传播，我愿意为他们放大和传播。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这是一位大学生写的。他说，我看了您的《声音》，您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是您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于是我又沉重了，又郁闷了。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太有限了，我所能传播的声音也太有限了。尽管有人评价说，这本书表现了记者的良知，而我却一直觉得这本书是《焦点访谈》的一个延续，是《焦点访谈》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播，而这位大学生的来信让我感觉到，这件事还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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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话筒前，我最想做又很不容易做的事，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OF8`(H"\]K U6B

　　到了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在策划各种各样新节目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建议，在国家电视台应该设立这样一个日常栏目，来传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尽管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的声音会铺天盖地，有点像倾盆大雨，但大雨过后的雨水往往很快就流走了，它所传播的有价值的信息，真的有效到达了吗？我想能不能有那样一个慢慢渗透的节目，它起到的作用有点像场外议政。

　　于是就想到了办这样的节目，名字叫《声音》，我想这个节目应该是七嘴八舌、议论风生的，是对国事、民生表现出密切关注的。就在这个节目开办之初，我们琢磨着给节目写一句宣传语，比如“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浓缩人生精华———《东方之子》”、“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的。《声音》也需要类似这样的一句宣传语。（转向于丹）于丹老师，这应该叫什么呀？

　　于丹：导语。

　　导语感觉像是在写消息，反正就是提出自己主张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我极其悲愤，因为早在1993年，我就做过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节目，我就看到了中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弊端。孙志刚事件有这样深的背景，我悲愤得不知道说什么，也没能在节目里说什么。而在这个时候，北京法学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法学背景提出了一个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的声音直接启动了法律的修改。后来，当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时候，人们都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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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就想，我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我说了什么？我有什么作为了？在很多文化人之中，记者不是最有文化的，但是记者应该有一种判断力，能看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能分辨出什么是应被传播的声音。我当时对北京法学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充满敬意，于是节目的宣传语就油然而生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_g/A+lB'BBzV\

　　以前我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一开始是出于朴素的自觉，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我在话筒前、在屏幕前会传达很多声音，但什么是我内心最想传播的、最想放大的呢？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就是要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声音，它是不和谐的。我们周围的弱者不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传播渠道，没有讲话平台，媒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媒体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能不能分辨出什么是智者的声音？什么是能推进社会向着文明方向前行的声音？对于记者来说，对于媒体来说，能不能有这样一种传播的自觉？

　　后来,虽然这个节目没用宣传语，但是我把这句话一直印在了心里。我总在提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话筒前，我最想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件很简单又很不容易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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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也不会觉得炫目，我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t cI)P/v'nG2Ir

　　我一直觉得能不能放大弱者的声音，眼里有没有弱者，这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可以用来看人，可以用来看记者，可以用来看社会。如果对弱者的声音长时间忽略，不仅仅是不人道、不平等的，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谁跟谁没有关联呢？谁跟谁都有关联，而当一群人的声音长时间被忽略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不再忽略那些弱者的声音？!T(S&NnB5D:Q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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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媒体好像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就是爱凑热闹，一些记者唯恐天下无事，唯恐没有热闹，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是不用动员的。在这种时候，有没有一种自我提醒，要看到角落，要看到金碧辉煌后面的阴影，这样你看到的才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才是接近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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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到记者的时候，常常强调记者要有文化，当然做记者的门槛现在都是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识文断字就算有文化吗？当我看到那些“垃圾”的时候，看到那些缺少价值的东西占用着公共资源在传播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想，老师教他们识文断字的时候，不会想到如今这些学生会这样糟蹋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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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就算我们有了知识，有了文凭，可是没有参照。对于记者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参照，就很难把握自己，也很难把握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话语。我觉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弱势人群的了解，仅仅靠书本、网络而没有亲身的感受，没有亲眼看到那些老人、那些孩子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有了参照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一台特别盛大的庆祝教师节的晚会上，我要向山区里的教师致意，演播室里花团锦簇，灯火辉煌，可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情景就是山里的那所一个人的学校，一位老师教着复式班，下课后还要为孩子们做饭。有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我也不会觉得炫目，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2fm ^AR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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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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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去兰州大学，跟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座谈。我说，兰州大学的新校区距离兰州是50公里，同学们离开新校区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向右走，向右走是省会兰州，从兰州可以走向更有都市感的地方、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而出了学校门往左走是定西，那是我们国家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我就问那些西部的学生，有谁没去过兰州吗？没有。有谁去过定西吗？很少。

　　我跟同学们说，你们中的很多人将来会当记者，会成为我的同行。在中国当记者，在西部当记者，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见多识广的记者。什么叫见多识广？什么叫孤陋寡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没去过夏威夷，没去过拉斯维加斯，这算孤陋寡闻吗？不知道鲍鱼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一头鲍鱼是600元钱，还是800元钱，这丢人吗？不丢人。但是，如果不知道那600元和800元对于定西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失学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就丢人。如果这50公里的距离你没有去过，没有见过中国最贫困的地方是什么样，就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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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种想法也许对学生来说是苛刻的，学生现在还在校园里，但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不但要向右走，也要向左走，为自己建立一个参照系，这样才能当一个称职的记者，才不是孤陋寡闻的记者。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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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获得“金话筒”奖的时候曾经来过上海，当时所有的“金话筒”得主在上海接受采访，其中还有杨澜，她也曾在“文化讲坛”做过嘉宾。当我被问到，你对自己话筒前的生涯怎么理解的时候，我说我工作一部分的意义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的人。十几年以后我依然这么想。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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